传统生育文化与中国人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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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生育文化与中国人口控制一、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形成及特征什么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运用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时，许多学者往往习惯于列举一系列与生育观念有关的词汇，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似乎这些词汇本身就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笔者以为，这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这些词汇固然7跟传统的生育观念相联系，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某些方面，但是，它们并没有反映传统生育文化的实质。从文化的角度上说，生肯文化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生育观念及与之相

2、应的制度形态和组织方式。而生育观念又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容：（1)生育态度，即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看法；（2)生育的性别取向，即偏好男性还是女性，或无偏好；(3)理想子女数，即预期的生育子女数；(4)对子女质量的期望，即对子女未来成长的设想。因此，研究传统生育文化，必须对这些方面进步综合的分析。所谓传统，一般相对于现代言。而这一概念置于历史长河中观察，是‘为模糊的。从时间变迁上说，不仅上限不清楚，下限也可以有多种。不过，在讨论传统生育文化时，一般概言其历史延续性，以1949年建国开始为现代，则在此之前均

3、为传统。也就是说，将建国前的生育文化一概视为传统的生育文化。随着一夫一妻制的确立，个体家庭逐渐显示了其重要性，而个体家庭的维系和传承却依赖于生育行为。换言之，生育行为不再是两性结合的自然结果，它还具有一系列社会经济功能:(1)增加劳动力的功能；(2)赡养父母的功能；（3)财产继承的功能；（4)壮大家族势力的功能；等等。家庭之所以会具有这些功能，又是与当时的会经济制度相联系的。家庭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生产力极为低下往往是势力:强弱的象征，人多势众的家族在邻里纠纷、社会争端中往往占尽优势。人丁兴旺也就成

4、为自卫和生存竞争的凭借手段，从而更增强了多生育尤其多生男孩的生育观念。我们可.以将这种生育观念概括为：追求“多”、“男”的生育意愿。追求“多”、“男”的生育意愿被社会伦理道德所规范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多”、“男”生育的伦理化和道德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确立。一代思想大家孔子说：“地有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礼记•亲记下》）。孟子则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荀子也说：“土之与人者，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荀子•致土》）。这些思想大家的言论被后世奉为

5、圭臬，逐渐形成了中国生育文化中特殊的价值观：多子多福。与多子多福相伴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上升为社会各阶层恪守的伦理道德准则。追求“多”、“男”的生育意愿被规范为“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还得到了以父系家长制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的维护和强化。而“家”与“国”相通，君权与父权相联，家族制和宗法组织又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即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而子孝、妇从、父慈的家庭伦理关系也扩展为民顺、臣忠、君仁的政治伦理关系。因而，生育行为成了国家人口增长的源泉，家族

6、制和宗法组织构成了社会制度形态和社会组织方式，而生育文化本身也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见，生育文化的形成有其客观基础，那就是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以追求“多”、“男”生育为特征的生育观念，得到了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的维护和強化，上升为伦理化、道德化的社会行为准则。这一准则的代代相传，使追求“多”、“男”的生育观念沉淀，成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根本。二、传统生育文化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前，生育行为非但没有受到抑制，反而得到鼓励，以致于造成持续20多年的人口快速增长。据此，有人认为，

7、这种高生育率正是植根于传统的生育文化肥沃土壤之中。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建国后基本上得到维持，人口控制开始后，虽有所弱化，但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至今仍在许多落后地区占据着重要地位。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以生育率高低作为唯一衡量尺度来区分传统与现代的生育文化，并不妥当。固然，传统生育文化与髙生育率相联系，而现代生育文化则与低生育率相联系，但是，衡量生育文化的转变与衡量生育率的转变，在本质上有着重要区别。因为，如前述，所谓传统的生育文化，是与其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形态和组织方式相联系的，中国传统

8、的生育文化，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并与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相联系。衡量生育文化是否转变，最重要的是其赖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1949年以后，我国私有制经济已为公有制经济所取代，特别是，集体化之后，集体经济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虽然广大农村赖于生存和发展的仍是农业经济，但是，由于经济制度已经发生变革，再将农村经济视作小农经济是不妥当的。更重要的是，与生育观念唇齿相依的家族制度和宗法组织，在建国后已经被废除。虽然家庭形式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但其功能已大为弱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