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化与“文”化的文本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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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经”化与“文”化的文本探源摘要：《诗》阐释的“效果历史”，可分为“经”化与“文”化两脉。《诗》既有民间口耳相传的歌谣，又有为典礼或政治而作的应制之诗；《诗》文本多处指明诗旨，或为“抒怀”，或为“美刺”；作为乐歌，“感情”“审美”之《诗》又是“和同”的政教载体。正是这些文本的复杂性为《诗》的经学阐释和文学阐释提供了逻辑原点。　　关键词：《诗经》经学文学阐释　　　　齐梁时期刘勰称誉《诗经》“英华弥缛，万代永耽”（《文心雕龙•明诗》），预言了《诗经》的不朽魅力与深远影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类文明的

2、历史有多悠远，《诗经》的接受史、阐释史、影响史就有多绵长。《诗经》自诞生就不断被阐释，经历了从传统到当代、从“经”化到“文”化的现代转型，构成了一个绵延的“效果历史”。　　　　一、阐释学视野下《诗》的“经”化与“文”化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用“历史流传物”来指称流传于历史进程中并进入了理解事件的“文本”。他说：“理解必须被视为意义事件的一部分，正是在理解中，一切陈述的意义——包括艺术陈述的意义和所有其他流传物陈述的意义——才得以形成和完成。”①只有通过理解和阐释，文本的文字符号才能转变成意义，

3、历史流传物的内容才能表达出来。由此，可以把《诗经》还原为阐释学语境下的“历史流传物”。《诗经》作为一个“历史流传物”的意义在于，它是它自己和它持续变异的历史图像统合为一体的历史，它的意义生成与功能辐射是一个典型的“效果历史”事件。　　《诗经》阐释的“效果历史”，不外乎经学阐释和文学阐释两种，亦可说是“经”化与“文”化两脉。以夏传才先生的说法：“中国诗经学的发展，在1918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属于传统诗经学，‘五四’以后的现代诗经学，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和革新。”②　　传统诗经学聚焦于《诗经》的政

4、治教化功能，文学性阐释虽暗潮涌动、潜滋暗长，但被压制在经学阐释的秩序之中，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这种单向化的解释趋势发展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解释之路。现代诗经学以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为代表，打破一切经典光晕，以“歌谣”来解释《诗经》的原生形态，扫除《毛诗序》蒙上的经学灰尘，擦清经学阐释追加的油彩，全力发掘《诗经》的“文学性”这一内核。　　事实上，先秦典籍的大量材料包括《左传》《国语》凡引《诗经》中的词句，通称“《诗》曰”、“《诗》云”，《论语》中孔子亦名之为《诗》或《诗三百》，战国诸子著作更如此通

5、称，从命名上可以推断《诗》或《诗三百》是《诗经》本名，它本身并不具“经”的身份。《诗》被称为“经”，本身经历了一个演变。《诗》在后代的接受表现为不断被称引和传述。“称引”是引用典籍，即“引经据典”；传述是以经典文本为对象进行阐释与理解，使典籍意义符号化。《释名•释典义》：“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意即规范的权威性和时间的恒久性，“经”义又可引申为“治理”、“经营”、“经纶”，具有经世治邦的社会政治意义，在中国古代的主流阐释

6、活动中，“经世”之“经”的意义和功能则被无限度地注入，产生了意义的“增殖”。　　孔子在礼崩乐坏的语境中阐释《诗经》，生成了“思无邪”的伦理教育意义，《诗经》被纳入儒家思想体系而成为儒家的经典；汉儒在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阐释《诗经》，则进一步把《诗经》牵引向政治，纳入御用学术，充分挖掘乃至附会它的政治教化意义，使《诗经》从儒家的经典“越界”到成为国家的文化经典，并按照王道伦理教化原则进行研究，那些动人肺腑的诗篇就被读成了“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

7、的范本；而古史辨派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开始，以颠覆和解构为宗旨，对传统语域中流传下来的经典进行了再审理，他们极力拨开笼罩在《诗经》之上的经学迷雾，用去经典化的眼光使其回复到世俗的文学文本。　　由此可见，《诗》经历了“经”化、“去经”化（即“文”化）的过程。正如当代学者金元浦所描述的：“其间释《序》疑《序》，存《序》废《序》，经历了‘经学阐释——文学阐释’的多重变故，直到本世纪上半叶，才又回到文学阐释的本然途径。”③　　　　二、审美与功能：《诗经》文本的双重性探源　　　　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

8、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④即《诗经》的意义与地位更多地取决于社会文化和外在的阐释活动等因素。但任何阐释都离不开对象文本，阐释更多表现为一种文本特质与阐释者视域的“视界融合”。“求真的诗学解释学应该回归到文学自身，只有真正把握了文学的‘诗性质地’的理论话语系统，才能说‘回到事物本身’，这在诗学解释中特别意味着要回归真的文学和真的诗学理论语境中去。”⑤离开源文本的任何阐释即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