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乐正“诗三百”的经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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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乐正“诗三百”的经化效应　　摘要：《诗经》作为经典，已经流传了二千多年，最初称为《诗三百》，至于称为《诗经》，则要归功于孔子。孔子乐正《诗三百》，并以礼来阐释其中的爱情诗，为其经化确立了规范，成为先秦典籍经化的范本。　　关键词：孔子；诗三百；乐正；经化；国风；爱情诗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先师，一生致力于礼乐文化的传播事业，无论是兴办私学，广收门徒，还是周游列国，传经布道，都体现了其兼济天下的宏愿。但在当时大变革的时代，没有人能够采纳孔子的主张。孔子一生很不得志，晚年归于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2、倾力整理六经，是在宏愿未就的情况下的重要举措，而这一行为既规范了儒家经典，也规范了中华文化。　　六经中的《诗经》在春秋时期称为《诗三百》，亦称为《诗》。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这段话包含两层含义，一、上古传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二、三百零五篇，孔子皆乐

3、正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对于前者，后人颇为质疑。归纳起来，理由如下：　　其一、《诗三百》的定数问题。《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可见，孔子之前三百篇已为定数。　　其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的问题。鲁国乐师为其演奏十五国风及雅、颂。其顺序依次为：《周南》、《召南》、《邶》、《癟》、《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小雅》、《大雅》、《颂》，与今本《诗经》的顺序大体相同。时孔子年仅八岁，绝无可能对《诗经》进行删削。　　其三、

4、孔子整理文献的原则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将诗三千余篇十删其九，不合乎孔子的著述态度。　　其四、关于“郑卫淫声”。如司马迁所言孔子删诗，“取其可施于礼义”者。孔子多次表达对郑卫之音的厌恶。《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假定孔子删诗，理应删掉“郑声”，但十五《国风》中，“郑风”存留颇多。　　其五、《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与孔子同代的墨子也有‘诗三百’的称呼，可见“诗三百”是一个

5、固定的篇目。　　其六、先秦逸诗问题。若孔子删诗，先秦典籍必定存留逸诗，但今天尚不多见。　　因此，在孔子删诗问题上，我们倾向否定前者，而去肯定后者，即孔子为《诗三百》进行了正乐的工作。《论语·子罕》：“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的这句自述，我们可以理解为，孔子对《诗三百》中的雅和颂进行了乐正的工作，相比之风，孔子当然更愿意关注雅和颂，但对于国风，孔子并非视而不见，即使是涉及男女恋情的爱情诗。这类诗在国风中占有很大比重，也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根据其内容，主要应概括为以下三类：一、男女相恋的情诗；二、家庭和

6、美诗；三、弃妇诗。　　1、男女相恋的情诗——《周南·关雎》　　《关雎》是国风的第一篇，也是《诗经》的首篇。《毛诗序》以为此诗是吟咏“后妃之德”，“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显然这是《诗三百》经化的结果。今天看来，这首诗更象是一首表达男女相恋的很唯美的情诗。即从诗中起兴的“雎鸠”而言，更是表达了一种忠于爱情的观念。《毛传》云：“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笺》云：“挚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朱熹《诗集传》云：“雎鸠，水鸟也。状类

7、凫鹥，今江淮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2]这些注解都指出了雎鸠是一种生有定偶而不相乱的鸟，可引申为男女对爱情的专一。尤其是诗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句，更是成为后世才子佳人的代名词，可见，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孔子在《论语》中两处提到《关雎》。“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关雎》符合礼仪教化的一面。孔子讲求以外在的礼来规范内在的情感。他希望在情感和理性之间寻求

8、一种平衡，以使情感合度、理性适中，进而社会有序。他相信唯有先王的礼乐堪此重任。也就是以礼乐来驯服心中的猛兽，从而达到“治心”的目的。《关雎》正合孔子心意，既抒发了人心的哀乐情感，又把握了“度”，不流于淫、伤。也正是由于其符合礼的规范，所以孔子听《关雎》“洋洋乎盈耳哉”。接下来，孔子对《关雎》的发挥可谓达到了极致。孔子以《关雎》为风始。子夏问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