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与《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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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芸生与《大公报》  看到时下新闻工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曾任《大公报》总编辑、社长的王芸生先生的一段谈话。  解放后,周总理有一次问王芸生:多年来,《大公报》培养出许多名记者,有什么经验?王芸生笑着说:报告总理,我没有什么经验,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三个字:“发路费”。  王芸生所说的“发路费”,也就是鼓励记者走下去,深入采访,放手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不作过多干预。这样,写出的报道自然会有创造性和特色。他的做法,是应当肯定的。当然,它的内涵与今天的“走转改”的丰富内容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了。  抨击时政,惹得蒋

2、介石大发雷霆  王芸生,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901年,天津市人。幼年就读于塾馆,没有上过洋学堂,当过茶叶店和木行学徒。他的文化知识全靠自学得来。1929年因与《大公报》打笔墨官司,他受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赏识而被邀请参加《大公报》,历任编辑、编辑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职。他先后在《大公报》天津馆、上海馆、武汉馆、重庆馆、北京馆任职(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寇入侵,《大公报》辗转各地设馆,坚持出报,从未间断),也去过香港馆,只是待的时间不长,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公报》被迫停刊,历时37年。  余生也晚,对《大公报》初期的情况既不

3、了解,更未参与。我对《大公报》和王芸生先生的了解,始于抗战时期,而我和王芸生先生共事(作为他的部下)则是在我进入《大公报》后的17年。  抗日战争中后期,我作为流亡学生在四川永川县国立十六中学就读。因国难当头,背井离乡,加以生活贫苦,心情比较苦闷,所以时时关心战局的发展和时局的变化。在校门外不远处,有一块贴报牌,张贴着《大公报》,每天中午时分邮车运来报纸,便可看到当天的《大公报》,我和许多同学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几乎每天都站在那里看报。  1940年夏,国民党大后方物价飞涨,米珠薪桂,民不聊生。为此,王芸生于6月29日发表社评《天时人事之雨》,

4、提出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操纵粮食买卖的奸商,以平抑粮价,稍解民怨。文章敦促当局关心群众生活,要动真格的!其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社评,对大后方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形势予以抨击,痛斥黑暗,为民请命。这些言论理所当然地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支持,我们这些穷学生也为之叫好,当然也遭到官商一体、鱼肉人民的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忌恨。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会同翁文灏、张嘉璈等政要约见王芸生,指责“引用数字不准”,表示抗议。  1942年河南省大旱,3000万同胞深陷在饥饿死亡线上。1943年2月1日,《大公报》刊登记者张高峰寄自河南叶县的通讯《豫灾实录》,对河

5、南人民惨遭“水、旱、蝗、汤”的祸害,导致妻离子散、饿殍遍野和以人肉为食的惨绝人寰情况作了报道。王芸生读罢通讯,心潮起伏,不能自己。对比重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情景,他无比痛心,便奋笔疾书,写出了《看重庆,念中原!》的著名社评,刊登在第二天的《大公报》上,淋漓尽致地鞭挞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致使万千生灵涂炭。这篇社评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当晚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命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因为《大公报》能为老百姓说话,当时受到众多读者的声援和热爱。订户激增,发行量之大,为重庆其他各报的总和。记得重庆《大公报

6、》刊登过一则启事,因印刷能力所限,劝说读者不要再订阅《大公报》了,一份报纸,大家可以传阅。  的确,《大公报》在国民党大后方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一张报纸,类似受群众欢迎的报道还有许多,不能一一列举。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社评是王芸生,只知道《大公报》和王芸生是连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的。  在国共停战谈判期间,我们通过读报了解到毛泽东对《大公报》特别重视,并亲自做《大公报》的工作。他去重庆与国民党政府和谈时,工作十分繁忙紧张,仍然抽出时间三次会见王芸生等《大公报》负责人。一次是1945年9月5日下午,在重庆桂园(张治中的公馆,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将此处备作毛泽

7、东在重庆市内办公会客的地方),毛泽东接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和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谈话三小时,肯定《大公报》具有爱国情怀,在动员全国人民抗日宣传上起了大作用等。谈话后,又留他们一起吃晚饭,作陪的有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等同志。第二次是9月20日,毛泽东再次接见三人,又进行了长时  看到时下新闻工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曾任《大公报》总编辑、社长的王芸生先生的一段谈话。  解放后,周总理有一次问王芸生:多年来,《大公报》培养出许多名记者,有什么经验?王芸生笑着说:报告总理,我没有什么经验,如

8、果说有的话,就是三个字:“发路费”。  王芸生所说的“发路费”,也就是鼓励记者走下去,深入采访,放手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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