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网络舆论污名化与警察职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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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议网络舆论污名化与警察职业风险防范职业风险，可以从各个角度开展综合研究。互联X上舆论对警察的污名化，极不利于法律的实施，也加大了警察的职业风险。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在人群聚集的公开场合，人们往往会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的言行，这种无意识的群众心理问题，就是“广场效应”。“广场效应”在特定环境下会影响群众对法制和道德标准的判断。在中世纪的欧洲，在18世纪的法国，这类现象俯拾皆是。这种效应在虚拟世界中也一样存在。X民(izen)个体的理性会在X民群体的极端情绪中消失殆尽。“人言可畏”、“三人成虎”、“随波逐流”等现象屡见不鲜。在教育互联X中，对某些事物的“标签化”、“污名

2、化”就是实例。一、污名化的含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之间不可能一一对应，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保真。但是，污名化不单单是对事物认识的偏差，不仅仅是认识不足，而是远远偏离了事物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的适应和对世界的改造。污名化(stigmatization)是指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形成对某一事物的歪曲评价。在社会生活中，“污名化”现象很多。对警察的污名化，只是当今中国某些“亚文化”中一个具体的方面。二、污名化的表现形式我国对警察的污名化有地域、警种、时段的区别，但是一般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一)“警匪一家”论这种谬论认为，警

3、察与匪徒早已勾结，集体分赃，置普通民众的利益于不顾，随意出入人罪，徇私枉法。当然，有个别地区、个别警种、个别警察在特定时期确有这种事例，如成都火车站“派出所案”[1]。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普遍，也不是常态。这种论调并未建立在大数据的统计分析基础上，属于以偏概全的错误。(二)“官(警)商勾结”论客观上讲，我国大陆有一些私营企业主千方百计绑定官员、绑定警察，但是，真正能够绑定警察的商人也只是个别现象。2006年，徐某以个人资产48亿元人民币进入“全球华人富豪500强”，东窗事发，判刑受罚后，2015年12月徐某因病去世。[2]可见，“官(警)商勾结”现象并不是常态，也没有好下场。从法律的角

4、度观察，在法院强制执行的过程中，法警(包括协助执行的公安干警)的行为是履行职责的合法行为，并无违规滥权的现象。同时，毋庸讳言，确有一些人将警察视为商人的“狗腿子”。因为在城市规划、强制拆迁、征收征用等场合，确有一些地方政府喜欢出动警察助威。有时，为了在招商引资竞争中胜出，“低人权保护”成了竞争砝码，在项目用地、雇工等事情上，地方政府确有一些“以警壮胆”的冲动。“以警开路”的现象比比皆是。殊不知，这会置警察于风险之中，也会助长“官(警)商勾结”论这一类谣言。(三)“无官(警)不贪”论在上升空间狭小的前提下，确有极少数警察滋生了“捞一把”的补偿心理，但是绝大部分基层警察并没有贪腐的条件

5、，也没有贪腐的目的，他们有事业心、职业荣誉感，大部分警察能够做到“慎独”、“自省”、“自律”。同时，也有一些基层警察选择辞职，更换工作环境，追求待遇优渥的职业，而不是“靠山吃山”、以权谋私。(四)“无警不色”论极少数警察由于接触社会阴暗面多，正气不够、自律不足、放纵个人欲望，以至于找“小三”、出入风俗场所，给基层民众留下了“无警不色”的负面印象。不过，泛化是不应当的，“一竹竿打落一船人”的做法是不妥的。绝大多数基层警察还是洁身自好的。三、去污名化的措施(一)正确对待传统媒体有个别小报记者包藏祸心，打着“新闻第一”的幌子，以“抓眼球”为目的，为赢得掌声与喝彩而采用非法手段，陷一线警察

6、于不义。另一方面，被访问者(危机中的警察)的素质千差万别，如果他是个精明的人，还是能躲躲闪闪，虚与委蛇，使对方抓不到什么把柄的，如记者追问得过于凌厉，他甚至可以闭口不言，“无可奉告”;如果他是个脾气暴躁、敏感自尊的人，甚至可能勃然大怒，佛袖而去。为了树立警察的良好形象，为了警媒关系的持续，“谨慎地接触”才是应有的态度。侃侃而谈，出尽风头，口无遮拦，言多必失，往往损害警察的整体现象。总之，一线警察适时退出，让执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出面进行危机公关，才是正途。(二)正确对待误会和误解面对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误解，面对媒体的负面报道，警察应当做好职责范围内该做的事、能做的事，避免意气用事，避

7、免冲动型执法，避免报复性执法，从而逐步赢得民众的信任。个别事例中，危机公关也有良好效果。此外，与人大代表保持沟通，赢得支持也是一条化解途径。每年，“一府两院”(政府、法院、检察院)都要向当地本级权力机关递交不涉密的工作报告。“警方”(警局、警队)也可以仿效工作报告这一做法，主动联系当地人大代表，将不涉密的工作信息向其通报，消除隔阂，破除神秘感，减少工作阻力，努力赢得广泛的支持。这是一种尝试，值得考虑。(三)依法打击“行侠仗义”旗号下的极端主义行为近年来，一些人造谣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