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云台妙手办“恒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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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聂云台妙手办“恒丰黄浦江边的恒丰纱厂是聂家的骄傲，曾有过二三十年辉煌的岁月，是本世纪初最大的私营棉纺厂，最兴旺的时候，拥有4.44万枚纺锭，3046名职工，电力动力总量达219.8万瓦，每年出产棉纱3.78万包，棉布30.3万匹，资本额达108万两。这在当时，已是不得了的家当了，因为华新纺织新局开办时才45万两资本，官商合办的上海织布局(李鸿章领导创办的)也才投资100万两，而荣氏家族的申新纱厂那时才刚刚起步(1915年)。这个厂在上世纪末是几个官老爷出钱合办的，除了聂家外，还有龚照瑗(任过上海道，驻英公使，

2、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即是落于他手)、严信厚(李鸿章幕僚，河南、天津等地的盐务帮办等人)，有过赚钱的年头，但也常常亏损，直到1905年，由聂家三公子聂云台(其杰)出任总经理后，情况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连年盈利，使聂家有了实力可连年购买该厂的股票，而且到了1909年，竟以31.75万两银价，将整个厂子盘下，尽管此举是借了不少钱，但毕竟厂子成了聂家的独资企业，于是原先的华新纺织新局就改成了恒丰纺织新局即恒丰纱厂。说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聂云台成功的“绝招”居然与我们当前一些成功企业的做法完全一致，无外乎两条，即紧紧

3、跟上国外的新技术，引进新设备，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并切实培养人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他在90多年前就已经做了。技术改造他先从动力下手，那时使用的动力原是华新沿袭下来的蒸汽锅炉，由于蒸汽锅炉的热度不稳定，引擎运转的速度不一致，影响到纺织品的均匀度，而且锅炉煤耗大，常常需清除水锈，费用较高。LOcALhOsT1912年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为推广营业，奖励各厂使用电气动力，并廉价出售马达。别人尚在观望之际，聂云台断然决定采用电动机，使恒丰成为华资纺织厂采用电气动力的第一家。工部局为表彰他的带头精神，特批

4、准恒丰用电价格打九折，以利推广。同时，他又对厂里的设备做了大胆的除旧布新，将旧车售出，购进新式机车。随着机器设备的更新，又下大本钱聘用洋员和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他特约瑞和洋行为厂里装配零件，请光裕洋行派技师来厂教练润滑油添加方法，聘用德商瑞记纱厂的英籍工程师为工程顾问，还请其随时来厂视察机器保养和指导修理。他非常清楚，举办洋务就必须虚心学习最新最有效的技术和方法，接受“西风东渐”的事实，为此，他大手笔地投资新的设备，力求与国际接轨，与此同时，还结交了一大群科技界与实业界的洋朋友，请他们作技术指导，培养人才。他

5、后来信奉基督教，并在青年会和工部局里担任职务，可能就是受了这些洋朋友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长年累积起来的，与他从小生活在江南制造局内，这个中西结合的人事环境有关。当年的江南制造局就是中国“洋为中用”的传播西方科技思想和方法的最活跃的窗口，聘用了一大批外国科技人才和翻译人才，长年供职其中，共翻译了100多部西方科技类书籍，其中传教士傅兰雅在其中供职达28年之久。聂云台的父亲本身就是该厂的总办，系洋务大员自不待说，这个厂又是他的外祖父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手创办的，他母亲与傅兰雅的夫人又是要好朋友，傅夫人后来就教

6、聂云台和聂管臣读英文。在该厂洋技师的指导下，他又自学了电器和机械种种课程。这种中西结合的科技环境，对他来说是得天独厚的。所以他虽然未留过洋，也没有进过专门的技术学校，而他的“洋务细胞”却异常地活跃，因为他有了江南制造局这个成长的摇篮。一旦历史的大潮把他推向恒丰以及纺织业的领导岗位时，他的“洋务细胞”就自然而然地“*”，甚至发生“裂变”。一家私营工厂举办技术培训班，并选派技术优良的职工出国深造，这在当时绝对是新鲜事。而聂云台从企业乃至整个纺织业的长远利益考虑，不惜下大本钱投资技术职业教育。他在厂内办技术培训班共

7、办了8期，请外籍专家讲授新技术、新方法，还与南通一家工业学校联手，培养技术工人，被他送出国培养深造的前后有数十人。这些早期受训的纺织界技术人才，许多人后来成了纺织界的精英和领导干部，其中傅道绅先是任纺织厂厂长，解放后担任西安纺织局局长，全国人大代表；任尚武(任弼时的侄子)，解放后先在恒丰当厂长，后调北京，担任中国纺织科学院的院长；黄炳奎、廖泰松都是恒丰的主要科技干部之一，后来也担任了某纺织厂的厂长。现在，聂家本身从事纺织业的人已很少了，但他们常常自豪地说：“1949年后许多纺织厂的厂长都是从我们恒丰培养出来的

8、。”此话不假，而且这些精英大多没忘记恒丰这块老土地，几十年间，每逢出差到上海时，总要登门拜访一下老东家及其家属。由于聂云台在技术和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时恰好又遇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这个“黄金时机”，使恒丰在10多年间又有了大的飞跃，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获利逐年增加，1918年资本为60万两，1919年增至90万两，1925年达108万两，恒丰成了上海实业界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