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穆的人文主义历史存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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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钱穆的人文主义历史存续观赵建军（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214122）［摘要］钱穆对人文主义有系统的学术观建构，并以其生命实践印证着自己对人文主义的独特理解。在钱穆的人文主义思想构成中，“存”与“续”的意识由传统文化层面的信仰、伦理和知性自觉，辩证地贯穿于日常的生命实践活动之中。这使得钱穆的人文主义显示出迥异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品格：它不是以发掘个人感性、理性的价值驱力及公共性文明机制为其思想原创的基点，而是力求使个体与社会在纳入一种文化的统绪中，实现文明的价值增殖和外延扩张。钱穆的人文主义是超越学术个性的历史主义与超越历史境遇的生命哲学的统一，是博大淳厚的民族精神与个体生命实践的统一

2、。这种人文主义在内涵上具有较鲜明的儒学人文主义特质，但在内在机理上，它超越了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观念，而呈现为面对另外空间视域而求取文化“存续”的人文主义。［关键词］钱穆；人文主义；“存续”；思想品质［作者简介］赵建军（1958—），男，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史、佛教美学研究。［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2-0049-07［收稿日期］2011-04-30钱穆是一位极具独特思想品格的学者，这种独特性不仅因为他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建树卓越，更因为他对学术有一种难得的执守，始终基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整体

3、感悟来阐发具有时代意义的观念，从而使他的学术思想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恒久价值。在钱穆的学术思想中，人文主义属于一个系统有机的组成内容。他从特定的人文主义“存续”视角来阐发中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字和文学，通过逻辑上选精拔萃的提炼，形成了具有独特学术风格与个性的人文主义。在其学术观的整体建构中，“存续”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逻辑基础；既具有对具体学科的抽象规约作用，又具有衍化思想，斟别、考定、推论和想象观念图景的功能及张力。因此，钱穆人文主义的“存续”观是透彻理解和正确评价其学术思想及人文主义的一个关键。本文拟从钱穆“存续”观的逻辑构成与定位出发，对钱穆人文主义的独特思想品质

4、作探索性的诠释和阐发，目的在于发掘钱穆学术及其人文主义在当代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一、“存续”视角的逻辑定位“存续”意识，潜在于钱穆的生命意识深处，构成了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个总体认知视角。邓尔麟在《钱穆与七房桥世界》一书中记述了他在拜访晚年的钱穆时，通过近三个小时的谈话，获得了钱穆关于如何认知中国文化的几个重要概念：对中国人来说，文化是宇宙性的，所谓乡俗、风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区。要理解这一区别必须理解“礼”这个概念。……无论在哪儿，“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比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征兵、签订和约和继承权位

5、，等等。……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西文没有的概念，那就是“族”。你可以说是“家”。在家里“礼”得到传播，但我们一定要区分“家庭”和“家族”。通过家族，社会关系准则从家庭成员延伸到亲戚。只有“礼”被遵守时，包括双方家庭所有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换言之，当“礼”被延伸的时候，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就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当实践与“礼”不同之时，便要归咎于当地的风俗或经济，它们才是被改变的对象［1］（P8—9）。上述文字来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的客观记述，应该是可信的。我们注意到，钱穆将“礼”置于“不可改变”的地位，也就是

6、说，一个社会无论风俗、习惯等怎么变化，“礼”却是不能丢弃的，“礼”的实践是恒定的，是“家庭”、“家族”所奉行的准则，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的“理据”。而个人由于属于“家庭”或“家族”的细胞构成，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礼”的践行者。换言之，“礼”不仅是“家庭”、“家族”、“民族”的存在之根，而且是个体生命的根本内容。透过“礼”，钱穆将文化的整体认知性基准与个人生命实践准则有机统一起来。而“存续”意识就是在“礼”的文化规范中被凸显出来的。“存”既是保存，也是延续；“续”是指“保存”中的展开，因为是“存”中之“续”，故并不刻意于对所存的变革或改换，而是着意于“保存”的外延扩张，从个体到家庭

7、，再到家族、民族，“礼”的渗化、融贯无所不在，使“礼”在时间进程与空间传播上形成逻辑迭合。这就是“存续”的理想化而又现实性的实现。对于“存续”意识，余英时从对“道统”观念的确认角度予以阐发，指出钱穆“以‘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正和他对儒学史的发展与扩大的看法完全相符”［2］（P53），进而确认“道统”在儒学范围之内，认为钱穆关于儒学“道统”的认识蕴涵着“创新”或“推进”的新意，而与宋、明两代所执持的“截断众流的”、“易断的”、“一线单传”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