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中西教育的差异

《钱穆论中西教育的差异》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钱穆论中西教育的差异2009-06-2916:44:28　来源:网易历史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1912年，归乡执教小学，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只身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起定居台湾，受聘于中国文化学院，任史学研究所教授，继续从事教学直至1986年。他从事教育历时之久，且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研究生，教学品类之全，鲜有人可比。钱穆先生一生一直站立在教育的第一线上，为之奔走操劳，并利用自己深厚博大的学识阐明教

2、育的理念，有诸多思想可兹借鉴。一、中西教育意义的差异钱穆先生认为西方教育意义仅为功利，而中国教育则在教人为人。钱先生认为教育是文化体系中一个主要项目，而中西方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教育重在传授知识，知识对象重在外在之事物。“西方人似乎认为，每一项学问都有其客观之存在与其各自的终极境界，而有待人之分别探讨。……外于人而存在，而人之努力，则只为发现此学蕴奥之一工具”。这样就造成为学的一个病症，即“学为主而人为从”。学问可不依赖于人而存在，而人只是发现外在事物中“真理”的工具。“因此学与学问，分疆分道，而待人以各不同的方法，各走各路，而形成为各种学

3、问之专家……循至除却其所学，乃不见其人之存在”。学问的分疆而治，造就出大量的专家来，但如此以来，就只见其学，不见其人，人的本身反倒淹没在外在的知识海洋中了。而学问的分支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每一人只附着于每一学，而又是附着于每一学之分支小节上皓首腐心”，这样就造成为学的又一个病症，即“学问上的分工愈细，而从事于学的人，则奔驰日远，隔别日疏，甚至人与人之间不相知”。[1]人成了学问的工具和附庸，把人生意义地位约束了。而造成人成为外在知识的工具和附庸，使人生的意义低下的原因，则在于教育的功利主义倾向。“西方又称小学为国民教育。人生不限为一国民

4、，其意义价值，有超乎为一国民之外之上者。倘仅以一国民地位，向其政府来争取人权，此亦为人权之至狭者。又其大学教育分院分系分班授课，内容狭，为时暂，即获最高学位亦仅为一专家，不为一通人。故其所教育，最低则使为一国民，最高则成为一专家，皆把人生意义地位约束了。”人生的意义并不只限于成为一个合格国民，它的意义要在此之上，但政府对教育的要求却是如此，故这种教育培养的至多也只是个专家了；“要之，为一国民，则仅为其所生一国之用。为一专家，则仅为其向外一事一物之用。教育意义仅为功利。”[2]故钱先生最终给西方教育盖棺定论，其教育意义仅在于功利。located

5、intheTomb,DongShenJiabang,def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duetomissedfatal,whennightcame然而，人生的意义却又不应该仅为功利，教育的宗旨也不该把人培养成功利性的工具。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观念则不同。中国人似乎很早便认为学只为人而有，一切学之主要功用在

6、于完成人，人的本身则别有存在，此一存在则自有其理想与目的。即是说，人必该成为如何样的一个人，而其从事于学，则只为追求此理想、到达此目的之一种手段与工具。因此，在中国观念中，重在为人分类，如圣人、贤人、大人、君子、善人、恶人、智人、愚人、非常人与庸碌小人等。而一切学问之分科分类，则转属第二层次而忽略轻视了。”人之为学，只是工具或途径，其最终目的则是要成为人，实现人之为人的意义。综言之，中国传统，“重人更过于重学，学不外人而存在。故所重在为人之品格分类，不重在为学术分类”。[3]人进行学问研究也只是为了完成自身，非为功利之获得，而为道德之进境，故

7、“中国教育则在教人为人。天生人，乃一自然人。人类自有理想，乃教人求为一文化人、理想人。”[4]中国传统教育的最高宗旨在教人学为人，尤其是儒家理念全在于此，“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教育即负起了其他民族所有宗教的责任。儒家教义，主要在教人如何为人。亦可说儒教乃是一种人道教，或说是一种人文教，只要是一人，都该受此教。”[5]此项教育的主要意义，并不专为传授知识，更不专为训练职业，亦不专为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设。此项教育的主要对象，乃为全社会，亦可说为全人类。中国传统教育面向的是整个人生和整个人类，器量与格局非西方教育只对一物一国负责可比。谓中国教

8、育为人生教育或德性教育者即在于此。这里需要稍作说明的是，钱穆高度强调做人，却并不要否弃为学。他在开办新亚书院时手订的《新亚学规》开首两条便是“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