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与文化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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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号学与文化研究（藏策）　　　　在今天的"文化研究"语境中，已不再那么前沿了的符号学研究，对于我们还重要吗？中国学界能够超越"语言学转向"而直接在"文化转向"中有所作为吗？当"符号学译丛"第一辑的《叙述和话语符号学》、《结构精神分析学--拉康思想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张智庭、藏策主编)出版之际，我想就这一系列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一　　首先，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是十分复杂的，从背景到现实都与西方大相径庭。在西方，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继文本研究之后的又一次新的"转向"，其中不可忽

2、略的一个因素就是：后结构主义（在美国尤其是解构主义）理论，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或提供了理论依据或提供了理论方法。"转向"之初，保罗?德曼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从最近的各种出版物判断，时代精神之风已不是吹往形式主义和内在批评的方向了。……由于文学形式诸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由于结构分析的技巧已经臻于完美，所以说，我们似乎可以"超越形式主义"而走向那些真正令人兴致盎然的问题，并最终收获对技巧的苦行僧式关注所产生的成果了。而正是此种关注，为我们迈出关键性的这一步作了准备。凭借文学的管理井

3、然的内在法则和秩序，我们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致力于外部的事情，即文学的外部政治问题了。……"（《符号学与修辞》）　　虽说当年德曼说这话时口气不无揶揄，但就有关语言学研究作为日后"转向"的重要的知识背景这一点，似无疑义。所以，与其说文化研究是从关注文本到关注社会，还不如说是将"文本"扩大化，走出了昔日仅仅关注"文学性"的狭小视野，而把历史、文化、社会亦视为一种"文本"来加以解读，并寻求其背后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不是抛弃了结构主义以来"文本研究"的成果，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知识背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加以运用。从不

4、满于实证批评、历史批评、印象批评、新人文主义批评，到关注文学自身研究的新批评，以及后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鼎盛一时，可以说是一个从不关注文本的极端到只关注文本的极端的转换。然而解构主义对"中心"的巨大的颠覆性，又注定要为居于"边缘"的性别、种族、阶级、文化提供一种理论思想上的"尖端武器"，而由此展开的各类文化研究又势必会走出文学，面向文化。这一看似反反复复的过程，绝非物极必反式的简单的重复或回归，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深化的进程。而中国语境中的文学/文化研究所缺失的恰恰就是这一进程。这无疑是中国许多学人的一种

5、先天不足。　　其实，文化研究作为又一"西方"的传入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进行"文化研究"的课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中国对西方"理论"，一直是不知有秦汉无论魏晋，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开始"吃螃蟹"。但这并不是一种时空对等的传播/接受，而更像是经过了"时空隧道"的科幻旅行。随着从西方到东方的空间转换，时光便神奇地倒退了半个世纪。弗洛依德、索绪尔、普罗普这些２０世纪初的大师，早已成为西方经典的"古人"，在中国却"时光再现"，重又焕发了青春。他们仿佛从"时空隧道"被抛回了２０世纪初，重又成

6、为"先锋"和"异类"。为此他们还要时不时被当时的"学术界"批上一批。这些现在看来或许有点滑稽，但却是一个真实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方面，知识的背后是权力的运作，其中的"拿来"与拒斥、凸显与遮蔽，非一言所能尽；另外，也应看到，一种文化理论的形成、发展是有其特定渊源的。无法想象能不懂弗洛依德而精通拉康，不知索绪尔而谙熟罗兰?巴特。　　与德曼所戏言的"文学形式诸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结构分析的技巧已经臻于完美"等情形相反，中国学界却从未"对技巧"进行过"苦行僧式关注"  ，"语言学转向"

7、在中国不仅还没有完成，甚至可以说仍尚未真正开始。海外学者高辛勇先生曾言："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彻底改变，但语言以及刻铸在语言上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变换。五四运动使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文学创作语言，但根据大多数研究，文言里的修辞格，大部分仍旧保留在白话里。……这些改革并没有完全破除传统帝制的价值、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因为价值与意识形态是由语言来夹带，是刻铸在语言里的，而语言并不能一下子换新，它所夹带的价值也一直被内化、被我们接受为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也比较难以破除。"（见《修辞学与文学阅读》）与已被种种"

8、后学"解构殆尽的西方文化（话语）相比，中国文化（话语）其实倒更是亟待"解构"的，然而却还很少有人对此加以留意（高辛勇先生的研究也未引起国内学人应有的重视）。德里达在中国虽也曾大热特热过一阵，但谁又能真正回答，类似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东西，在非"语音中心"的汉语中究为何物（虽然张隆溪先生有过可贵的探索）。我以为如果不能将那些千百年来潜藏于汉语之中的"超验隐喻"意识形态编码滤出，并加以质疑、解构的话，那么中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