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嘉学术与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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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干嘉学术与西学西方学术与中国学者在17世纪和18世纪相遇之后，使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考察这些变化，已经成为学术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本文意在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儒家学者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反应与西学究竟在何等层面上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研究。从17世纪初期开始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经过明末清初的动乱，在清代前两任皇帝执政年间更牢固地站稳了脚跟。虽然与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持不同意见的龙华民(NicolasLongobardi,1559～1654)神父抱怨中国人不承认与物质分离的精神实质，而且在人类社会的伦理原则和宇宙的

2、自然原则之间不做任何绝对的区别；虽然梵蒂冈在1705年派遣了铎罗(CharlesdeTournon)主教出使中国以禁止传教士对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有丝毫宽容以及崇拜孔子和祖先，因而导致许多人离开基督教并且增长了对基督教徒们的仇恨，然而，仍有大量的传教士不断地涌入中国。他们分别来自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德意志、法国等地。这批人有自己使徒的使命和宗教义务，来到中国后勤奋地工作，学习汉语、满语，除了承担传教的使命之外，还展开测绘和天文学研究、编制地图集、地理学著作，一方面将西方的有关著作翻译过来，一方面又将中国的一些经典翻译过去。这些传教士的科学知识以及绘画和音

3、乐方面的才能，赢得了皇帝和士大夫们的尊重。薛凤祚(仪甫，？～1680)与来自波兰的传教士穆尼阁(Jean-NicholasSmogolenski,1611～1656)合作撰成20种著作，汇集为《历学会通》或称《天学会通》，他们的著作以阐释天文学和历法为主，并顺便将球面三角形和对数介绍给中国。（注：参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2)，第900页。）1622年，出生于科隆(Cologne)的汤若望(AdamSchallVonBell,1592～1666)到达北京，在清兵入关前，他一直担任钦天监正。1650年，他获准在北京建造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南堂，这座

4、教堂在两年后峻工。但是在此期间，汤若望受到更信奉伊斯兰教的杨光先(长公，1597～1669)的攻击，1655年，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在最后一刻，他却由于一场颇富戏剧性色彩的地震而获救。汤若望的继承者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1688至1689年间，战胜了杨光先的盟友，令皇帝明确地相信欧洲天文学的优越性，同时也加强了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注：参见刘梦溪：《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角色意义》，《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46-67页。另外参见杨光先《不得已》(黄山书社，200

5、0)及附录一中所录各家对于这次事件的反应。）　　　　一、科学与经史的交融虽则如此，干嘉学术与西学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却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然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课题——不是过分地强调了就是过低地估计了西学对干嘉学术的影响作用。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更准确地展示出了西学与干嘉学术间的复杂关系。在1668年至1669年中国历法与西洋历法孰优孰劣展开争论之际，康熙帝开始注意科学事物并对数学发生兴趣。当他发现朝中大臣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时，他亲自加以钻研。而耶稣会士们的测算在被证实是准确的之后，他任命他们来执掌钦天监，并向他们请教西方科学。在康熙帝的最后10年中，他

6、选拔了一批满汉青年交由耶稣会教士传习，这批人共同编纂了一部包含数学、历法、音乐的丛书，名为《律历渊源》。由于康熙的提倡，西学风靡一时，而“西学”或“天学”这门自晚明兴起的新异之学，在清初也成为最优秀学者争相谈论和研究的对象之一。（注：不过，马国贤神父对康熙帝却有这样的评价：“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他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见《清代名人传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上册第679页。）西学在康熙一朝迅速兴起，其原因当如梁启超

7、所说以下两种：其一，跨越明末清初持续了数十年的中西历法优劣之争与轰动一时的“康熙历狱”的最终结局，既使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获得了远较中法“精密”的声誉，也大大地刺激了中国学人对于天文历法的关注与研究之热情。他们普遍相信，在实测方法和事实验证方面，西学可为中学借鉴。其二，明末清初以来所刊行的大量的西学书籍，尤其汇辑了明末传入的西方宗教与科学的《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以及它的修订本《西洋新法历书》等，为清初及以后的士人研习西学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读物。《天学初函》是西方宗教与科学的丛书，《西洋新法历书》则是欧洲古典天文学的百科全书，黄宗羲和梅文鼎等人都曾经阅

8、读过它。（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