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伽氏解释学对翻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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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伽氏解释学对翻译的影响摘要：本文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出发，通过“视域融合”和“效果史”这两个基本概念来论述伽氏解释学对翻译的影响，并从哈贝马斯对伽氏思想批判地继承来讨论伽氏解释学思想中的不足。　　关键词：伽氏解释学传统译论“视域融合”“效果史”哈贝马斯　　　　1.引言　　传统翻译理论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其语言基础的，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与客观世界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在此理论的指导下的翻译研究是以一种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以认识论哲学为哲学基础，以工具理性为理性基础的译学范式（吕俊，2007：61）。在这种译学范式下，用语言来揭示客观世界，

2、这是编码的过程，而译者要想了解在原文中反映的客观世界，就必须通过文本的阅读“忠实”地对在语言中所使用的一系列符号进行解析，也就是所谓的解码。语言成了一种纯粹的反映客观世界和表达思想的镜像工具。人们追求语言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和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唯一性和精确性。只要分析方法得当，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想要表达的“唯一正确”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人们也强调的原意。好像谁发现了的创作意图，谁就功德圆满。这实际上是的独白话语（吕俊，2001：115）。这一思维方式实际上过于强调是创造的主体，是主宰文本意义的最高权威，从而把译者置于一种极端被动、从属的地位，译者必须紧紧跟在文本和的后

3、面，不能违背的任何意思。17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德莱顿曾经把译者比作“奴隶”，就是这一思想的形象反映。许钧说：“以原为中心，文本决定一切，把语言当作纯粹的表达工具，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是主人，译者只能是仆人，只能是一个隐形人，他的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不被承认，也不被鼓励的。消隐自己的个性，保持纯粹的客观，忠实地传达一切，这些近乎金科玉律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阻隔译者主体性的一道观念屏障。”（许钧，2003：10）　　总之，译者在传统译论中的地位毫无疑问是卑微的。而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发生的语言论转向将认识论的主体哲学转向了语言论的解释哲学，从传统的被动媒介式的语言工具论转向

4、了本体论存在论的语言论。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阐释学使人文科学摆脱了科学主义的长期统治；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消解，阐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彰显，从而促成了由文本中心论转向读者中心论。伽氏解释学通过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及自然科学方法局限性的批判，指出哲学的使命就在于挽救现代人的精神及艺术精神危机，重新探讨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董务刚，2002：115）。正是在这些方面，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找到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但哈贝马斯认为，伽氏解释学过于强调传统的重要性，却缺乏对传统本身的反思和批判。哈贝马斯认为，解释学意识即是自我反思的过程及意义，批判和反思是人类解放的必要步骤

5、和前提。因此，哈贝马斯在接受伽达默尔一些正确的解释学观点的同时，也对伽达默尔展开了批判。本文从他们两人思想的不同之处对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加以讨论。　　2.伽氏解释学中的“视域融合”和“效果史”　　2.1关于“视域融合”下的译者地位彰显。　　“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解释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揭示的理论。伽达默尔在继承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深化了对理解的认识。他认为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包括误读现象。但在伽达默尔眼里，这种偏见是“合法的”。他充分肯定了偏见对理解的意义

6、，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并声称：“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和错误的，实际上，我的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Gadamer，1975：262）　　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因此两者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域（Horizon）。视域指的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中总含有原作的视域，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域。两种视域之间存在着差距，而这种差距是任何理解者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

7、，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域交融在一起，从而达到“视域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域，达到一个全新的视域（王岳川，1999：210）。伽达默尔把“视域融合”视作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中介，视域融合后产生的新视域一方面包括了现在视域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历史视域的注入与更新。所以伽达默尔认为视域融合是“对话的充分实现”，在这种对话中表达出来的东西不仅是属于解释者的，也不仅是属于被解释的对象的，而是一种共有（吕俊，2007：67）。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概念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即在翻译中，译者应努力接近原的初始视域从而领悟的本意（谢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