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谐音修辞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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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的谐音修辞之美有一回，在单位食堂就餐，我看打菜的阿姨是本地人，就用方言点了份“鸭肉”。排队在我身后的同事是外地人，随口顺了句“蜗牛”。我乍一惊，随即哈哈大笑。这位同事来本地工作已经多年，深谙皖、浙两地语言的差异，此番“指鹿为马”，反倒令人觉察到了语音指向的多元化现象。我记得大导演李翰祥在其自传《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有过类似的记载。李翰祥生于辽宁锦西，曾于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修读戏剧电影，1948年前往香港。饯别宴上，有个到过香港的朋友教了他一些入乡随俗的细节，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对话：“在香港‘喝’茶叫‘饮’茶，吃饭叫‘塞（食）’饭。”“干嘛塞呢，慢慢吃不

2、好吗？”“慢慢吃，就叫慢慢塞（食）。吃面叫塞（食）面。面和上海的阳春面、北方的打卤面都不同，黄色，细条的，因为碱落得重，所以吃着有点涩、有点硬。看电影和坐公共汽车一样要买票，不过票不叫票，叫‘飞’。”李翰祥追忆说：“我听了直乐，记了半天，結果印象最深的还是‘飞’。票跟‘飞’实在差得太远了，东三省有个地方叫‘北票’，岂不要叫‘北飞’？天桥晚期的八大怪之中，有个耍单杠的叫‘飞飞飞’，岂不要叫‘票票票’？”他当时所不知道的是，粤语里保留着大量的古汉语词汇，比如“饮茶”和“食饭”；同时，香港也因受到英国长期殖民的影响，习惯粤语英语混用，将英文谐音变成粤语口语

3、，比如管“票”叫“飞”，就是英文单词“fare”的本土化表达。试想，对于前者，如果只是书写成汉字，在理解上并不会出现任何偏差；对于后者，如果将英文单词原样呈现，只要翻检英汉字典同样可以迎刃而解。之所以容易造成误解，根源全在于听者以既有的语言系统套用陌生的语言系统，而忽视了一时一地一事的特殊性。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语文闲谈》中有一则叫作《近音的干扰》，提到：“‘纳粹’（Nazi）和‘小猪’（Nasser，瑞典语）近音，因此‘纳粹’运动始终难以在瑞典开展。‘元帅’（Marshal）和‘马歇尔’（Marshall，人名）同音，因此美国在战后有‘五星上将’而没

4、有‘元帅’。”每一种传统文化自有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总是偏于静止凝滞而排斥流动变化的。因此，对于外来文化基本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停留在器用层面而难以深入骨髓，一旦抵触则弃若敝屣，毫不吝惜。至于内部文化的嬗变，有时候为了避嫌或者忌讳，干脆只是改个名号，譬如唤“钱币”为“阿堵物”之类，换汤不换药，其实并没有触及事物的本质。除了地域文化的差异会造成误听，知识涵养的不足同样会导致误解。如明代冯梦龙《笑府》：“一人出令曰‘春雨如膏’，或疑为‘糕’也；曰‘夏雨如馒头’，或又疑为夏禹也，曰：‘周文王象塔饼。’”“春雨如膏”是形容春天的雨水可以像脂膏

5、一样滋养农作物。这个词语，大概源自《左传·襄公十九年》：“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历史既然久远，孳生引述必定众多。偏偏接酒令的听后生疑，则其学问功底可想而知，他将错误的信息传递下去，即使后面的人想要拨乱反正，也只是回天乏力，徒唤奈何了。又据清代小石道人辑《嘻谈续录》，有个《堂属问答》的故事：一捐班不懂官话，到任后，谒见各宪上司，问曰：“贵治风土何如？”答曰：“并无大风，更少尘土。”又问：“春花何如？”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又问：“绅粮何如？”答曰：“卑职身量，足穿三尺六。”又问：“百姓何如？”答曰：“白杏只有两棵，红杏不少。”上宪

6、曰：“我问的是黎庶。”答曰：“梨树甚多，结果子甚小。”上宪曰：“我不是问什么梨杏，我是问你的小民。”官忙站起来答曰：“卑职小名狗儿。”“捐班”在清代是指不通过科举考试而向官府捐纳银钱换取官职的人，一般来说其学问功底与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官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因此对于以“温柔敦厚”雅言为基础的官话，难免有种“兵遇上秀才”的感觉，茫然不知所谓。“风土”是指风俗习惯与地理环境，“春花”是指越冬后的鱼种，“绅粮”是指地方上有地位有财势的人，“黎庶”是指民众百姓。尽管捐班在上司面前“对答如流”，态度极尽诚恳谦卑，无奈驴唇不对马嘴，令人啼笑皆非。事实上，根据专

7、家考证，在清代即便是捐班，也要经历考察试用期，方可如正途出身者一般受“差遣”。为此，大部分捐班都会大搞“题海战术”，恶补“应试技巧”，以便尽快熟悉官场规则，为从仕铺好一条坦途。这个故事，估计来自那些深深厌恶捐班的读书人的杜撰，对不学无术的嘲讽，实际上也从侧面印证了语音与文字的多重对应关系。对于人事如此，对于自然也是如此。人们依靠敏锐的洞察力，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为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一一拟定专属的名字，并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其中就有“拟声”，比如鸡、鸭、鹅、猫、蛙之类，无不根据动物本身的叫声予以命名。还有一些鸟儿，因为其生活习性和生理特点与同类

8、的差异，更是得到了文人们的眷顾和垂青，被赋予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比如，固化杜鹃的叫声为“不如归去”，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