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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里哀喜剧中国舞台传播的文化动因―、剧目戏剧性强中国舞台上演出的莫里哀喜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莫里哀高尚喜剧的代表剧目，多为诗体五幕，如《伪君子》、《吝啬鬼》、《太太学堂》等。另一类是偏于闹剧化的喜剧，通俗搞笑，如《屈打成医》、《司卡班的诡计》、《冒失鬼》等。由于中国话剧的海外舶来性质，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西方话剧的模仿和移植,所以在剧目的选择上也往往会倾向于那些戏剧性强、在剧院里能够收到较好戏剧效果的剧目。根据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出记录，莫里哀剧作中演出数量居于前三甲的分别是《伪君子》、《屈打成医》和《吝啬鬼》。中国上演的
2、大部分莫里哀喜剧剧目都是在法兰西喜剧院盛演不衰的保留剧目。20世纪20年代“爱美剧”方兴未艾之时，北平的业余演剧团体葳娜剧社之所以要排演《坚吝人》,与其说是为了在舞台上体现‘‘五四”新文化人提倡的种种主义、思想，毋宁说是因为《坚吝人》戏剧性强，容易吸引观众特别是一般市民观众。葳娜剧社是以北平的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私立中国大学和女师大的大学生为主体组织起来的业余剧团，演出《坚吝人》的时间是1928年12月31曰，显然是为了迎接元旦而筹备的演出，再联系到当时一般观众的欣赏趣味,选择《坚吝人》更多的是出于其戏剧性和票房上座情况的考虑。2
3、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各地学校剧团纷纷上演经过改译和改编之后的《坚吝人》和《伪君子》。有论者提出：“为什么学校剧团选择了这些重头戏呢？唯一的理由不外剧本本身有较大的吸引力,容易卖座,收入多才能抵销开支。确实如他所言，学校剧团演出的一般是戏剧性较强、容易卖座的剧目。经过改译和改编后上演的《坚吝人》和《伪君子》,从剧情到演出形式都完全中国化了，非常符合学校剧团的选择标准。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上演的莫里哀喜剧虽然着眼于剧目的讽喻价值,但本身的艺术价值也是选择剧目的一个重要因素。李健吾在对《伪君子》剧组讲话的时候首先就强调了剧目
4、的艺术性：《伪君子》是莫里哀所有的喜剧中成就最高的,也是全世界喜剧中成就最高的一个。”观众也认同《伪君子》和《吝啬鬼》是“莫里哀全部作品中最出色的两本杰作”，是‘‘古典主义性格喜剧的典范”。《伪君子》的喜剧色彩“是特别浓烈的,演起来非常热闹”，而《吝啬鬼》则“标志着莫里哀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成熟的高度”。其他这一时期上演的《屈打成医》《司卡班的诡计》等剧目，其通俗的故事情节和妙趣横生的闹剧手法也很容易获得强烈的剧场效果。莫里哀喜剧剧目本身的艺术性是中国舞台选择这些剧目的首要因素。一方面，其艺术性使得各剧团选择演出这些剧目，另一
5、方面，这些剧目由于经年上演而使剧团具备了较为纯熟的舞台经验,反过来又促进了剧团一演再演这些排演纯熟、有较好舞台效果的剧目。二、演出的纯熟与剧目的象征价值《坚吝人》是20世纪中国舞台上演出场次最多的莫里哀喜剧剧目。自1920年代末北平葳娜剧社公演《坚吝人》之后，《悭吝人》的演出活跃于各个时期的中国舞台上，成为各类话剧团体的保留剧目。在1935年，南开新剧团经过三个月的排练于12月在天津公演《财狂》，曹禺饰演主角韩伯康,严仁颖在剧中饰演马夫兼厨师贾奎,张国才饰演仆人李贵。由于抗战形势所迫，南开学校迁往大后方重庆,在1940年适逢南开建
6、校36周年之际，主要由南开校友组成的南友剧社公演《财狂》以示庆祝。南开剧团作为全国成立较早的话剧组织,对于话剧运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演出的〈侧狂》也为其他剧团的演出提供了以资借鉴的摹本。1959年，北京人艺的夏淳导演了《悭吝人》,上海戏剧学院的朱端钧排演了《吝啬鬼》。夏淳早年在北平育英中学读书时，参加学校的话剧队，曾演出过《悭吝人》。朱端钧在1939年曾经导演过《生财有道》,这出戏是顾仲彝根据《悭吝人》改编的，由上海剧艺社在辣斐花园剧场公演。在1959年之前《悭吝人》已经有30年的演出史和改编史，在中国话剧界成为经常演出
7、的莫里哀喜剧经典剧目。1959年，夏淳和朱端钧导演了与此前风格大不相同的《悭吝人》和《吝啬鬼》,这种演出形式和风格很快就被同时期的其他剧团引进移植。安徽、甘肃、广东等省市的话剧团也纷纷演出《悭吝人》,在当地轰动一时。辽宁人艺在1959年虽然也演出了《吝啬鬼》,但他们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1959年辽宁人艺排演《吝啬鬼》的时候,剧院中的大部分人对于外国古典喜剧的演出样式毫无所知，更没有看过古典喜剧的演出，这些都构成了《吝啬鬼》导表演的困难和障碍。辽宁人艺的一些人提出要看看北京人艺排演的《悭吝人》，这样可以直接“伸手拿来”，但是导
8、演万籁天坚持“艺术贵在创新”，不走抄袭和摹仿的道路。经过《吝啬鬼》剧组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将辽宁人艺版的《吝啬鬼》推上了东北的话剧舞台。经过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北京人艺、上海戏剧学院、辽宁人艺和安徽、甘肃、广东等省市的话剧团体多次上演《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