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之学术文化风尚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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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吴之学术文化风尚考论谈论中国历史上之思想文化与学术变迁，汉晋之际虽然历时甚暂，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急剧变革的时代。如王国维先生在其名文《汉魏博士考》中考述了当时博士制度演变后所指出：“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1]汤用彤先生一再感叹：“汉魏之际，中华学术大变”[2]；“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3]。今人王志平先生也有论云：“人们往往忽略了三国时期虽然历时极短，但却出现了两次于后世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史转捩。一为黄初（220—226）之际的古文取代今文的

2、变迁；一为正始（240—248）年间玄学替代经学的努力。这在其他时期的学术史上还是不多见的。”[4]数十年来，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王国维先生所指陈的“自来无质言之者”的局面已大有改观，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倍受重视，取得了不少学术业绩。>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以上诸位所概括的三国时期学术文化风尚的特征、地位，就其整体而言，无疑是正确。不过，他们据以立论的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学术资料，中土学风的变化固然体现了当时中国学术变化的大势，但在天下三分的政治格局下，学术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毕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细究

3、三国学术文化的状况，人们不难发现各地域政权内学术文化的微妙变化与差异。因此，很有必要对孙吴、蜀汉统治区域内的学术文化进行较深入的考论，进而更准确地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当时学术文化变迁的大势。一、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政策　　通观世界文明史，作为人类文化精髓的学术风尚，其特征及其变化总是与其时代与地域密切相关。就中国古代的情况而言，在社会动乱和分裂状态下，这一特征表现得尤其显著。究其原因，固然错综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一般地说，最直接的因素则在于各时代、各地域统治者的思想文化政策，而他们制定相关政

4、策则又莫不受制于其自身的文化素养。因此，要试图理清孙吴时期之学术文化，必先明了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文化观念及其文化举措。　　（一）孙氏之阶级出身及其文化素养　　关于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载：“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少为县吏。”注引《吴书》又载：　　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陈寅恪先生也曾根据“坚世仕吴”的记载判断孙氏“为江东地

5、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5]。但实际上，这一看法未必可信。孙坚自称为孙武之后，但找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故陈寿记为“盖孙武之后”，表明他是有所怀疑的。至于《吴书》称“坚世仕吴”，附之以神怪传说，显系编造。《吴书》出自吴国史臣韦昭诸人之手，他们修当朝历史，不得不有所虚饰。陈寿在《孙坚传》末直言“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实际上否定了《吴书》的记载。陈寿距三国甚近，所论当可信。孙坚出身卑下，年少为县吏，其后得以发迹，实在是时逢汉末大乱，他乘机招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6]，并且参与了中原地区的军阀战

6、争，扩大了影响，中平四年（187），孙坚以武功迁转长沙太守，受封乌程侯。正因为如此，孙坚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后，很快便与世族人物产生冲突[7]。　　从上考述的内容看，孙坚之阶级出身当属非儒家之寒门，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中古时代，统治者阶级出身的差异，往往决定着其思想文化、生活习尚与施政方略的不同。自汉代以来形成的豪门大族或士大夫阶层，他们在征辟、察举制度下，走的是“通经致仕”的入仕途径，大族名士多是儒学的信徒。陈寅恪先生指出：“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

7、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8]与之相较，寒门人物的学风与为人则明显不同。他们在文化上不专心儒学，表现出驳杂的特点，重视实用；在行为上不恪守儒家仁孝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表现。这种文化素养在孙吴统治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据史籍所载，孙坚不具备学术文化修养。孙策比之乃父要稍好一些。《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载策早年在江淮间便注意“收合士大夫”，当有一定的儒学教养。但其早涉武事，习儒未深。有两段记

8、载可以说明这一点。《三国志》本传注引《吴录》载：　　时有高岱者，隐于余姚，策命出使会稽丞陆昭逆之，策虚己候焉。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或谓之曰：“高岱以将军但英武而已，无文学之才，若与论《传》而或云不知者，则某言符矣。”又谓岱曰：“孙将军为人，恶胜己者，若每问，当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义，此必危殆。”岱以为然，及与论《传》，或答不知。策果怒，以为轻己，乃囚之。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请。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孙策欲笼络江东人士，以高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