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寻常的可以說是病态的关注,恰似25年后的水门事件那样。全国所有参加这场争论的人都充满了激情,似乎在做戏一样,然而这却是真的。”但是麦卡锡主义的到来却给中国问题的研究带来了灭顶之灾。它甚至“已经把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拦腰折断’”了,这个时期中国问题研究虽然还在继续。问题基本上集中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探讨上,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麦卡锡主义风潮过去以后,及中国“三大改造”、“抗美援朝”战役等等内外问题成功地处理,中国当代问题又一次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范畴,时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委员会(Joint 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主席戴德华(Georg
5、e Edward Taylor)說:“共产党中国是我们迫切的问题。”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博伊德(Julian P.Boyd)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他說:“了解中国乃是当今人类面临最紧迫的、思想上的和实践上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紧迫。”余英时在回忆此段历史时也說:“1960年代以后,中国研究在美国很发达。”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正是出于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史学地位受到了美国学界的重视,但是目前学界对此探讨的力度还不够,所以有学者认为:“我们一直說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史坛的主流,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可是,世界上有相当一些国家学者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