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刑法视野下的器官移植

《谈刑法视野下的器官移植》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谈刑法视野下的器官移植关键词：犯罪；器官移植；刑事责任　　　　器官移植是20世纪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是人类改变传统的药物治疗方式而使伤病器官恢复功能的一种新型医疗模式，它给医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基因治疗、人工生殖和器官移植三大领域中，器官移植的医学和法律实践最为成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进展。”［1］但是，因器官移植而引发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也最为复杂，有关刑事法律方面的问题自然也在其中。　　　　一、器官移植及其对刑法带来的挑战　　　　器官移植（organtransplantation）是指摘取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

2、的器官（也包括某些组织）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内以代替病损器官（或组织）的过程。在器官移植中，提供器官的一方被称为供体（或供者），而接受器官的一方则被称为受体（或受者）。在医学上，根据供体器官的不同，可以将器官移植分为四种：一是异种移植，也称跨种移植，就是将一种生物的器官移植到另外一种生物上，如将猴子的心脏移植到狗的身体内、将狒狒的肾脏移植到人体内等；二是同种自体移植，简称自体移植，即将同一生物个体某一部位的器官移植到该个体的另一部位上，如将人头部的皮肤移植到胸部；三是同种异体移植，即将同一种生物某一个体的器官移植到该种生物

3、中的另外一个个体身上，如将张三的心脏移植到李四身上；四是人造机械器官移植，即用人造的机械器官作为供体器官，将其移植到受者身上。当前，“由于自体移植和异种移植不涉及供体权利的转移，一般不发生法律问题”［2］，发生刑事责任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小。人造机械器官移植则由于更多地关涉供者的财产权利而较少涉及其人身权利，因而也极少产生刑事责任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器官移植主要是指同种异体移植。　　（一）器官移植的历史及现状　　人体器官移植一直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这一点，无论是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还是在我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中，都不难得到印证。

4、早在公元前600年，古印度就有外科医师用从病人本人手臂上取下的皮肤来重整鼻子的传说，这种植皮术实际上是一种自体组织移植技术，它及此后的异体组织移植术成为今天异体器官移植手术的先驱。而我国也在约公元前430年就有了神医扁鹊为两人互换心脏以治病的传说。公元1世纪初，西方还流传有圣徒Cosmos和Domian把一名埃塞俄比亚死人的腿移植到一个白人身上的说法。但上述传说未能得到科学的印证，它们　　更多地是反映了人类关于器官移植的美好愿望。近代移植实验开始于18世纪后期，有实验外科之父之称的Hunter医生在人身上成功地替换了前磨牙［3］。但器官

5、移植真正得到认真研究并被实用化则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1902年，法国科学家卡雷尔（A·Carrl）和古斯里（C·Guthrie）发明了血管缝合技术，奠定了器官移植临床应用的基础。1936年，前苏联科学家沃罗诺伊（Voronoy）为一位尿毒症患者进行了最早的同种肾移植，但由于对免疫排斥机理一无所知而未采取任何免疫抑制措施，使得病人在术后仅存活了48小时即死去。之后，先后又有多位科学家进行了包括肾移植、皮肤移植等在内的多起器官移植，但均因在今天看起来十分清楚的免疫排斥问题而未能获得成功，“移植外科学因此而步入了黑暗的缓慢发展时期”［4］。

6、　　1940年代，皮特·梅达尔（PeterMedae）在肾移植手术中使用了类固醇激素，使同种肾移植获得了新的进展。1959年，莫里和法国科学家哈姆伯格（Hamburger）各自采用给予肾脏移植的患者全身大剂量放射线照射以抑制异体排斥反应的方法，使非同卵双胞胎间的肾移植手术也获得成功。1960年代之后，医学界又陆续开展了包括肝移植、肺移植、心脏移植、小肠移植、胰腺移植等在内的各种同种器官移植。1978年，新一代免疫抑制剂环孢素问世，使临床同种器官移植的效果迅速提高。1990年代以后，移植学出现突破性进展，存活率、移植数目、开展器官移植的单

7、位数量等都大幅增长，器官移植正日益成为常规手术。现在，器官移植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医疗手段，在各国都得到了普遍应用。　　（二）器官移植对现代刑法带来的挑战　　器官移植技术的日益成熟及其在医疗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为身患器质性疾病的病人恢复健康乃至延长生命带来了福音。器官移植极大地改进了传统的药物治疗方法，大大提高了病体的存活率与个体生命的质量，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重获健康的希望。据了解，目前全球每年都有近7万人接受器官移植，许多人的生命在凋零之际因此而得以重生并再现生命的光彩［5］。但毋庸置疑，该技术的发展也引发了诸多伦理与法律问题，对当代法学

8、理论与法律实践带来了挑战，其中包括对现代刑法理论与实践的挑战。器官移植中的很多问题都对传统刑法理论与制度带来了挑战。例如，在活体器官移植中，医生摘取供体器官的行为是否构成伤害罪？被害人的承诺可否作为免除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