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产善意取得及无权处分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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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产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之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与善意取得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适用动产善意取得规则的情形，动产让与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如何?对此，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由此引起我国学界的激烈争论，形成各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依前述合同法的规定，无权处分行为为效力未定行为，非必然有效，亦非必然无效，在使其有效或者无效之事由未出现之前，合同成立，但其效力悬而未决。但对于此一效力未定行为之所指，又存在两种不

2、同意见：一种意见基于我国不采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区分理论，主张无权处分行为指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债权合同)，亦即“这里说的无效，不是处分行为无效，而是无权处分的合同无效，即买卖合同无效。不能解释为买卖合同有效，仅处分行为无效”。另一种意见则“乘机”抬出物权行为理论不可不采的主张，认为此效力未定行为只能是指物权行为而非债权合同，亦即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仍然有效，效力未定的仅为转移出卖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5　　上述主流观点后来遭受颇多批评，其中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无论无权处分之受让人为善意或者恶意，无权处分行为均应为生效行

3、为。其理由是：从形式上看，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作为无权处分行为的债权合同，其效力判断独立于物权变动法律效果是否实现的判断。而将交易相对人为善意的无权处分行为认定为生效行为，是鼓励交易立法宗旨的体现，同时也有助于保护善意的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至于交易相对人为恶意的情形，由于大量通过中间商进行的交易活动中，中间商与零售商之间订立的合同均属此类(订立合同时，零售商明知或应知中间商此时并非所售货物的所有人)，故如将合同认定为效力待定，将使大量的交易无以进行，背离交易习惯，损害交易信用。很显然，动产善意取得的适用基础，是

4、动产善意受让人实际获得对受让动产的占有，而其受让动产的事实，却是某一交易行为(以买卖行为为典型)引发的结果。事实上，立法者必须回答：在适用善意取得的情况下，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之效力如何?如果该合同为有效，则受让人对让与人享有合同上的一切权利(包括抗辩权等)，与此同时，让与人也对受让人享有货款请求权及其他合同权利，而原所有人则不能对善意受让人享有任何权利(在受让人尚未向让与人支付货款的情形，原所有人亦无权直接对受让人行使货款请求权);反之，如果该合同为无效，则在受让人尚未支付货款的情形，受让人是否承担向让与人支付货

5、款的义务便不无疑问，如果有义务支付，其根据如何?如果无义务支付，则其货款是否应向原所有人支付?等等。此外，对于适用善意取得的情况下，有关交易行为效力的确定，还直接涉及就物权变动模式选择所存在的争论，甚至涉及物权与债权的性质划分本身。　　二、“无权处分”辨析　　首先必须对“无权处分行为”定位。“处分”是民法上广泛使用的基本概念，与“处理”、“处置”同义。对财产之物质形态的处分，谓之“事实上的处分”;对权利或者法律上利益的处分，谓之“法律上的处分”。进而言之，有处分权者所为之处分，为“有权处分”;无处分权者所为之处分，为“无权

6、处分”。以上概念的使用，虽并非精确无误，在使用习惯上却并不见得过分讲究，因而大体上并无不妥。5　　但是，言及“处分行为”，则另当别论。至少在德国民法理论中，作为法律行为之一种，“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两相对应：所谓“负担行为”，是指产生一项或多项请求权的行为，主要包括债权合同(买卖、赠与、租赁等);所谓“处分行为”则是指权利的转让、消灭、在权利上设定负担或变更权利的内容的行为，主要包括移转物的所有权、让与债权、抛弃所有权或免除债务、设定质权、将土地债务变更为抵押权等。负担行为“以产生请求权的方式为作用于某项既存的权利作准

7、备”，处分行为则是“直接完成这种作用的行为”。很显然，上述德国民法中的“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划分，直接源于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划分。虽然其“处分行为”5不仅包括物权行为，而且还包括对债权或其他权利的处分，但物权行为系典型的处分行为当属无疑。而债权的设定行为则为典型的负担行为。如无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划分，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划分便不具有大的意义。在不采物权行为理论的立法，自然不存在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或者说，不存在“负担行为”的概念。而“处分行为”也当然不能成为法律行为的一个种类。不过，这并不妨碍理论上对“处分

8、行为”这一概念的使用。亦即在债权意思主义以及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之下，“处分行为”这一用语可以被用来描述“以权利之得失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或者事实行为”，如买卖、租赁、抵押、质押、债权让与等合同行为，以及权利的抛弃等单方行为，还有消费或者损毁财产的事实行为等。在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不同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