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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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宰相监修国史历史蒙上尘埃中国历史上的宰相监修国史制度，在初创时期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实行的一人独断修史事务，却使历史的真伪蒙上了尘埃。浏览一下历代史馆监修所为，有以下几点特别令人深思：第一，附庸风雅，假充内行。这是不称职的史馆监修的通病。史馆监修虽然不是一个肥缺，但在文人圈内却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荣誉位子。做监修的史官不一定能做宰相，但宰相有了史馆监修的头衔便会受到天下文人的认同，名声大振。所以自唐初开创宰相任史馆监修先例后，历代宰相无不以兼任史馆监修为仕途之幸事。这种官修史书制却是一场灾难，馆内正常修史

2、秩序被打乱了：其一，胸无点墨（指史学）的宰相可能在仕途上春风得意，但在纷杂的历史现象面前却一筹莫展，往往是“每欲记一事、载一事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不知从何下笔。其二，即便有过一点舞文弄墨经历的宰相，挂上史馆监修的头衔后，极易忘了自己的根底。原先时政记一类的国史资料都是由一般史官编写的，中唐之后宰相戴了监修的桂冠，以为自己真的亦具备书写乾坤的本事了，独揽了此类史书的修撰。纵览封建官场，大凡以官秩博学术名声者，忠君思想固然牢固，专业知识却往往低下，所以唐以后监修编的此类国史资料的资信程度很低，要么由于不通文法，连皇帝这关都过不

3、了；要么竭尽吹捧之能事，捧得连皇帝也不敢看。国史达到如此境界，功当首推这些帮闲监修。其三，史馆大权在握的那些假内行，虽然才识有限，但决断欲望却很强，热衷于用自己臆想出来的“条章”限制史官，乃至史馆外的高官都可以凭自己的官品盛气凌人地批评修史，指责史官。当然，如果监修们真能在修史事务中为史官提出些指导性的意见来，偶而独断一回也算不了什么，问题恰恰在于这些监修既无点墨指授修史者，又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力。受害的只能是官修史书了。往往是史官尚未提笔，“一国三公”的干扰已提前到来了，从而使史馆修史主体的史官没有了自己的头脑。对史馆内外行领

4、导内行的错位现象及其产生的后果，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大为不满，称其是“首白可期，而汉青无日”。第二，忠君为上，政治取士。平心而论，唐初史馆取士还是颇具史学眼光的。这恐怕与唐太宗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胸怀有关。所以唐初要求史官不但要有政治和史学的素养，“言论慷慨，冠乎终古”，而且还要“文藻宏丽，独步当时”，具备文学家的功底。这时那些渴望用自己的才智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史馆可谓是一座通达彼岸的桥梁。当时精通儒术成了史官入馆的首选标准。这自然是由于精通儒术者一般个人素养较高，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都具有政治头脑，忠君思想牢固。依靠这种

5、人修史至少可以杜绝与统治者利益离德的现象。况且，每每改朝换代，社会上便涌动着一批企图寻求自己新的位子和依附的读书人，他们到处吟唱：“儒生心事良独苦，皓首穷经何所补？胸中经国皆远谋，献达何由达明主？”史馆藉此收罗一批专业子弟兵何乐而不为呢？及至后代，所谓的“慎选儒臣，以任分修”几乎成了封建政治的代名词了。史馆选士看重的不再是个人的素养，而是其政治的信仰了。诸如五代那种虽才智一般，但“议论刚强”，能够在修史中以“圣朝功德”为本的读书人，或者像明朝那样“论及政事，洋洋千言”，“虽述前代之设施，大意有助于人君鉴戒”的儒生都是有希望入主

6、史馆的。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因素，如家世、出身也成了史馆监修们选士的必需条件。唐初的姚思廉，因其父亲是隋朝太子舍人、秘书丞，有过编书修史的经历，他遂以家学渊源初选入馆。宋元之后，家学也被人看轻了，史馆更注重的是那些有权势的官宦或贵族出身的人，比如元朝的脱脱、阿鲁图并无多少史学才能，可因其祖上是豪门世家，便被纳为史馆监修。显然，统治者需要的是有忠君思想的卫道士，而不是史家臆想中的直笔良史。“一切唯上”的修史规矩从史学发展来看，前四史各“成一家之言”受到人们的赞誉。唐后，正史为各代史馆专修，这种赞美之声却不多见了。原因很简单：史馆所修

7、的正史已成了只说帝王一家之言的官样文章了。这种做法虽然与司马迁的本意大相径庭，但却因能体现君主思想和监修意图而被历代史馆奉为信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唯上统治了史馆的所有修史领域。第一，限定修史范围。史馆修史任务中以国史修撰最为责任重大，而国史的主要史料就是起居注和时政记。这类史册原本为史官专事记录，待皇帝死后再编为国史。史官的这种特权是任何人都不得干涉的。但自史馆建立之后，史官的特权却受到了帝王和史馆的双重干预。无论唐太宗、明太祖还是其他帝王，表面上都赞成史官“是非善恶皆当明白直书”，可是，一旦史官真的秉笔直书了，帝王们又

8、心虚得很，再三提醒史官要“不书吾恶，记朕功业”，并直言要史官改删不利于自己的历史记录。而史馆监修则索性以防史料外泄为由，把起居注等编撰权抓到了自己的手中。史官刚一提笔，就有如此众多的提醒，又如何以个性驰骋于史学天地？第二，裁决史料取舍。史料取舍原是史官修史的一项基本功，但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