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十年天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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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茅于轼：十年天则路

2、第1内容加载中...　新年来临前的一星期，孙大午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到紫竹桥真觉寺内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拜会了茅于轼先生。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个当下最受关注的民营企业家，二人虽素未蒙面，却神交已久。2003年5月，非典恐慌蔓延的时节，河北企业家孙大午以非法集资的罪名被捕，不久，在中国最著名的学术论坛——天则双周报告会上，茅于轼主持，中国一大批顶尖级专家学者就孙大午案进行了激烈探讨，并严厉批评了当下的金融政策。之后，孙大午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天则所也再次汇聚学界同仁，为孙大午鼓与呼，给予道义上的声援。来自知识界的呼声和舆论界的支持，使得孙大午以轻罪获释。时

3、间一晃就是两个月。摆脱囹圄之困的孙大午，坐在茅老先生简陋的办公室里，一时百感交集：“在中国，做点事真是难于上青天啊！”茅于轼纠正他说，其实也不要那么泄气，你要看到中国共产党改革25年，干了一件历史上从来没有干成的事，就是国家、社会和人民空前富裕起来了。“这段历史经验证明，很多变化不是一天两天完成的，是循序渐进的，是日积月累的，只要在变，就是好事。”75岁的茅于轼深有感触地坦言，这些年来，变的不仅是政府，还有天则，以及他自己。“我们变得更加宽容，更加懂得民主精神不是彼此谩骂，彼此看不起，而在于互相尊重；我们也更加明白，民主社会应该怎么来解决分歧。正是这样，天则在经历了十年

4、风雨后，能更加冷静、理智地发出独立的声音，能更为广泛地影响更多人。”民间立场“十年不短，白发泣血成就斐然；十年不久，征程万里仅启跬步。十年不小，誉满天下大道初成；十年不大，上下求索仍需万变千革！”2003年7月，天则十岁。来自海内外的祝贺信成雪，这一封让茅于轼尤为感动。那是南开大学经济学系2000级的学生李晓明写来的。半年前，李晓明代表学生自办的“南开方圆大讲堂”，忐忑不安地给茅于轼、张曙光写信，恳请他们到南开讲学。没想到，两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欣然应允，学生们惊喜之余，更注意到一个细节：茅于轼回信的时间是正月十五凌晨六点四十五分五十三秒。那次南开之行，很多学生围着茅于

5、轼和张曙光，不止一次的问同一个问题：“我们能报考天则的研究生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天则是一家民间机构，在体制之外。于是，李晓明在给天则的庆贺信上写到：“……我们期待着草根快快长成大树，江湖也可登临庙堂！我们想，这大概只是一个国民待遇的问题吧，应该是可期可盼的吧。”学子们的天真和善良，让天则的经济学家们感动至深。然而，他们比谁都更清楚天则应该走的路。“我们也常常在想，为什么这么少的人，这么少的钱，能够在社会上有点影响？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独立的学者，我们发出跟政府不同的声音。”茅于轼特别强调，天则之所以为天则，就在于他不受体制束缚，使这里成为很特殊的传播思想的园地。

6、双周学术报告会，是天则最有影响的活动——只有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才有资格走上报告席。这个以自由论坛形式存在的学术报告会，自天则成立后不久即开始，至今已举办了250期。十年如一日，即使在经济最困难的年份，也从未间断。很多新的学术观点，优秀的研究成果，从这个报告会脱胎。茅于轼说，看报告会的题目，就能了解中国学术界兴趣是如何转移的。从1993年开始的市场与计划的大讨论，到目前的宪政问题，社会最关注，时代最迫切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听到不同地、深刻地解读。最近一年，双周学术报告会多谈及社会和法律问题，比如修宪，社会公平，再比如，孙志刚，孙大午。“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变化。我们现在

7、经济很成功，但是其他方面很落后，作为制度经济学家，要关注整个社会地平衡发展。”《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政府体制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独立的观点，深刻的解析，天则已经成为宣传制度经济学的阵地。这些代表学界精英的声音汇集起来，开始形成公众话语，悄然改变着社会乃至政府的意识。独立的代价1993年，天则刚创办时，茅于轼正好从社科院退休。当时65岁的他，依然保持着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浪漫和激情。所以，当盛洪找到他，说要成立一个民间学术机构，推动制度经济学在中国传播时，茅于轼当即应允：“制度经济学太重要了，它是一门新学问，尤其在中国，制度

8、上问题很多，更需要发展这门学科。”是年7月26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诞生。茅于轼、盛洪、张曙光、樊纲、唐寿宁五位经济学家，是最早的缔造者。8月，盛洪出国，茅于轼成了第一任所长兼理事长。十年一觉，天则的追求和理念已广为传播，茅老也从花甲到古稀，愈渐德高望众。统战部有官员找到他，请他进政协，茅于轼同意了，然而不久，他撰文批评政府，就有人就跟他讲，不是请你进政协吗，怎么批评政府呢？茅于轼回答，进政协也罢，不进政协也罢，我得有个独立得声音——“如果进政协就不能写文章，就不能说话，那就拉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