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的超克”及其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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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近代的超克”及其变奏“近代的超克”是个老问题，它在日本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面相或者表现形式，甚至构成了现代日本思想和知识的“主旋律”，而且，这个“主旋律”与日本不同时期的现实的结合，更构成了日本不同时期丰富多彩的思想“变奏曲”。在中日关系新的历史背景下，我愿进一步谈谈这个重要问题。　　　　缘起　　日语中“近代”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谓“现代”，“近代的超克”，大体上相当于“现代反思”或者“现代化的反思”之意。　　关于“近代的超克”问题之缘起，一般认为是在1942年(昭和17年)日本《文学界》杂志召开的同题讨论会和《中央公论》杂志召集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讨论会。在当时所

2、谓“大东亚－太平洋战争”的背景下，反思“西洋现代性”或者“反思西洋现代化道路”的议题，被刻意地引向“批判、摧毁、打倒欧美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方向，从而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扩大侵略范围、并最终向美国宣战背书。　　而“近代超克”思想的首倡者一般认为是如下三位现代日本重量级的思想家：日本浪漫派的代表者保田与重郎、京都史学派的代表者西田几多郎和《文学界》的组织者小林秀雄(而不是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的竹内好)。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提出与当时的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显然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这个被称为“危险思想家”的知识群体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而崩溃，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近

3、代的超克”背后所蕴涵的问题意识却保存下来，而且还成为日本战后思想的基本动力，我认为这个问题意识就是：何谓“近代日本”？何谓“日本的近代(道路)”？一言以蔽之：“近代日本向何处去”？　　　　　　　1.“55年体制”：外交暧昧传统形成　　　　我们也只有从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格局的结构性矛盾角度去分析，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日本政客往来走钢丝、钻空子，甚至经常出尔反尔乃至“不负责任”、不按牌理出招之举措。　　　　“近代的超克”问题在日本重新被提出，是在战后的1955年，而与它伴随着的，则是著名的“55年体制”的形成。这里的关键性事件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使日本掘到了战后第一桶

4、金，而且日本也与美国实现了旧金山媾和，得以重新回到“国际社会”。或者说，正是因为朝鲜战争，刚刚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强大的军国主义日本，就突然地不再被视为世界的威胁，不但被轻易地“放过”了，而且还摇身一变，成为美国控制的联合国以及西方在亚洲最重要的战略同盟者。甚至还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救了如岸信介这样的战犯和日本右翼，恰好也是朝鲜战争，处于东亚冷战危机中的日本，正值所谓“国家当用人之时”，于是新老政客才得以重新入阁登场。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是从1955年起，日本通过东亚的新危机才迅速平息了自己的罪名，从而才真正进入到了“战后”(即日语中的“现代”)。　　但是，对于1955年的

5、日本来说，它还是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国内、国际矛盾。首先，当时的世界局势是冷战，而在美苏两霸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中，“日本究竟往何处去”，或者说“日本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自然成为日本政治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从1955年开始，日本右翼在美国的鼓励下，就开始了第一轮修改和平宪法的运动(即加强武备和出兵海外)，另一方面，在1955年2月的国会众议院大选中，由于革新派获得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从而成功地阻止了右翼提出的宪法修改案，这就迫使国会保守派———自由党和民主党中的右派宣布两党合并，成立了“日本自民党”，以抗衡革新派的优势。而在这样的政治僵局下，当时的首相鸠山一郎为了回应国际上两强

6、争霸和内部国会左右两派势力夹击的局势，就作出或开创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政治姿态：即一面提出宪法修正案，企图恢复日本军备，另一面则大放“恢复日中、日苏邦交”的热气球。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这种左右摇摆的“暧昧”传统，也就从此形成。　　而这充分表明：所谓日本政治家的人格分裂，很大程度上源于冷战以降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形势的矛盾对立，以及这种对立格局中日本何去何从的选择；我们甚至也只有从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格局的结构性矛盾角度去分析，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日本政客往来走钢丝、钻空子，甚至经常出尔反尔乃至“不负责任”、不按牌理出招之举措。同样的，小泉首相一方面在卢沟桥谢罪，一方面靖国参拜，以及安

7、倍首相的一方面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一面要跟中国改善关系，这种看似矛盾的举措，其实也都是55年“战后体制”和政治传统的自然延续，并非今天才有的新东西，而这一切不过凸现了日本“55年体制”内在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又是当今世界结构性矛盾、尤其是东亚冷战遗留问题的折射。　　而今天最值得中国注意和思考的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将政治“危机”转化为“生机和契机”的能力，因为日本自民党就是在应对革新派的挑战危机中形成的，利用国际、国内矛盾寻找新的政治空间是其起家本领。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右翼实际上最不怕出事(因为不出事他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