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碑刻中的光绪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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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东碑刻中的光绪旱灾【摘要题】社会·经济【正文】石刻,被人们称之为“会说话的石头”。在素有“山西碑刻之乡”的河东,光绪三年(1877),即农历丁丑年,发生了山西二百余年未曾有的重大旱灾,故时人称之为“丁丑奇荒”,因这场重旱灾又延续到光绪四年,即农历戊寅年,因而亦称为“丁戊大荒”。“丁戊大荒”,在正史中的记载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一些正史记载太过简略,对灾情及救灾措施及其留给人们的恐怖心理,略而不详。事实上,大灾结束后不久,河东地区许多村落纷纷刻碑,记述了这次可怕的灾害,从许多方面弥补了史载之空白。首先,从碑文的数量来看,十数通碑文记载同一个重大的事件,即使是

2、在素有三晋碑刻之乡的河东历史上,也颇为罕见。其次,仅就碑文的内容而言,记录下来的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切身感受,表达出来的更多的是亲见亲历的细节,成为与史书相互补充的重要资料。如,现存于运城市上王乡牛庄村的《丁丑大荒记》、运城的《悲灾荒歌》,芮城县的《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创修五圣祠碑》、《狼鼠灾伤记》,稷山县的《历年遭劫记》,万荣县的《村社灾情碑》、《荒年志》,平陆县的《灾年后掩藏暴骨记》,闻喜县白石乡十八堰《灾情碑》等碑刻,这些碑刻,均为亲历大灾,劫后余生的人们所撰刻,为史书所欠缺,是研究这次旱灾的珍贵资料。众多碑刻记载这次大荒灾象之具体,数据之细致,

3、内容之丰富,揭示人们心灵之惨痛,言语之戚切,用心之良苦,至今读来仍是历历在目,心灵震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对这场旱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如何汉威先生的《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郝平先生、孙丽萍、王金香女士以及笔者的一些论文(注:孙丽萍:《山西通史(近代卷)》卷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郝平:《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郝平:《浅析山西“丁戊奇荒”的受灾强度及社会反映》,《中国经济史学通讯》,2002年第2期。

4、王金香:《洋务派与“丁戊奇荒”》,《黄河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郭春梅:《光绪初年山西旱灾初探》,《中国地方志》,2003年增刊。郭春梅:《清光绪村社灾情碑研究》,《文物世界》,2003年第5期。),均对此次大灾荒的被灾程度、灾象、清廷的救灾措施和大灾的原因及社会影响等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以往的研究资料多是以传世文献为主,而本文拟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之上,以目前存留的碑刻资料为主,结合地方志资料,以此次被灾最重的河东地区为个例,从具有代表性的微观化个体研究入手,对这场特大灾荒对河东社会的影响作一较详细的探讨。试图以个体的状况说明区域的社会问题,以区

5、域的灾象反映当时清政府的救灾状况,并以此说明碑刻资料对认识这场大灾的独特价值。    一、河东旱灾发生的时间及粮食问题河东,自古即为山西境内的重要产粮区。受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有清一代,此地区“屡遭荒旱”。这实际上应了山西的俗语和自然状况:“十年九旱”。这“九旱”是民间已经习惯了的“略受饥馑”的小旱,即如碑文所言“自我清定鼎以来,历传九主,花甲四周,君圣臣良,民安国泰,即嘉庆癸酉、道光丁未、咸丰庚申、同治丙寅,虽屡遭荒旱,不过略受饥馑。”(注:芮城县碑刻《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奇怪的是,这场大灾在《清史稿》中并未用过多的笔墨。据《清史稿》记载“(光绪)

6、三年四月,武进、沾化、宁阳、南乐、唐山旱,应山夏、秋大旱。四年春,东平、三原旱。七月,内丘、井陉、顺天、唐山、平乡、临榆旱。”(注:《清史稿》卷四三《灾异四》,中华书局,1977年。)“光绪三年,山、陕大饥,(吴大澄)奉命襄办赈务。躬履灾区查勘,全活甚众。”(注:《清史稿》卷四五○《列传第二三七》。)据大灾后所编撰的《山西通志》记载,(光绪三年)山西大旱,“而究其被灾最重之区,实止平、蒲、泽、解、绛、隰、霍州府,秋禾无成,春麦失种。”(注: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光绪朝)卷八二,《荒政记》,中华书局,1990年,第5639页。)从《清史稿》和通志略

7、而不详的记载中我们只知道光绪三年发生旱灾这一事件,却并不能切身感受到这次大灾对时人造成的毁灭性打击,而碑文却带给了我们这样的感受。另从旱灾发生时间来看,碑文记载也不相同。芮城县碑刻《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清楚表明,光绪二年,河东一些地区的旱灾已经显现,碑文这样描述道:“窃忆光绪二年,岁在丙子,天气亢旱,秋夏薄收。”说明在光绪二年,河东已有部分地区出现了程度不一的旱灾,以至于应该夏秋收获时节却出现“薄收”现象,这无疑减弱了此地一般民众来年抗灾的能力。诸碑文详细记载了光绪三年夏至四年春的各方面的资料,如运城的碑文《丁丑大荒记》记载“光绪三年岁次丁丑春三月,微雨

8、,至年终无雨,麦微登,秋禾尽无,岁大饥。平、蒲、解、绛等处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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