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在中国三次地位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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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枝清荷：工人阶级在中国的三次地位变迁　　一枝清荷　　　　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工人”这个名字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只不过一百来年。一百年时光，恍若昨日。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回味这段还尚带体温的历史时，发现历史真是一面镜子，不但照出了30年河东，也照出了30年河西——“工人”，作为笔画最少的一种职业名称，在中国百年里却是命运最跌宕起伏的一个群体。中国工人曾被抬高到一个充满荣光的高位，后又经历了一个群体的艰难转型。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吧：无论何人何事何时，其不同程度的演变，都可以在历史的这面镜子之下真实地显现出来。　　　　一、中国

2、近代工人：“包身工”与“中国劳工”的悲惨遭遇自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在通商口岸开设的工厂中，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工人阶级。从此，工人，作为一种新的劳动身份、新的劳动主体以及一个新兴阶级的构成元素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但是，这个时候的工人身份，总是被置放和排列于工厂、机器以及生产资料的后面，仿佛一件纯粹的生产工具，仅是众多成本投入中的一项。我们从近代的中国文学作品当中，工人在这一时期的形象就是：他们衣衫褴褛，面带倦容，在城市的边缘流离，在社会的底层挣扎，在拥挤污秽、疲惫饥饿的状态下苟延残喘。。。长时间的工厂劳作，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几乎构建了我

3、们对这一劳动主体的全部想象。最为典型的是，包身工和中国劳工，是这一时期中国工人宿命式的生存状态。　　提到“包身工”这个词，我们的头脑里，马上就会浮现出夏衍笔下的“芦柴棒”与“小福子”的悲惨遭遇。她们年纪轻轻，却没有阳光，没有自由，只能在严密监视下往来于工房与工厂之间，两点一线。恶劣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严重摧残着这些未成年少女的身心健康。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们变得麻木，像机器一样。　　中国近代史上，包工制盛行在矿业、航运业、码头搬运业以及上海的纺织工厂中。在这些行业，直接监督包身工的叫做“包工头”。比如当时矿山的包工头被称为“把头”或“组长”，

4、连带承担生产责任和义务，包工头在自己的工头和监工的协助下管理矿工，安排工作，组织生产。包工头供给矿工食宿，按产煤量从公司领取工人的全部工资，扣除招雇费和膳宿费之后再分给工人。这种包工的工人叫做“外工”，也被称为“死工”或“卖身工”；而公司直接雇用的工人，叫“里工”或者“雇工”，也称为“活工”。码头工人和搬运苦力等一般都是包工，包工往往受到一连串包工头及中间人(大保、二保、三保……)的层层盘剥。而来自纺织工厂的包身工大部分由包工头受厂方委托或自行经手从农村招募，送进工厂做工并全权负责管理，这类包身工通常是女工，她们的全部工资完全交于包工头，不经过女工

5、的手。　　在这一时期，另外一种现象是：由于清朝末期各国列强染指中国之后，曾诱骗和拐掠大批华人出洋充当苦力，史称“苦力贸易”。比如40年代的美国资本家为了开发加利福尼亚州，曾派人到中国华南一带，以招请为名，诱骗劳动人民前往美国作工，这些人就被称为华工。被诱骗和拐掠准备运送出洋的华工，一般是先被集中到所谓“猪仔馆”里。为何叫“猪仔馆”？为了防止苦力们反抗，船上形同监狱，戒备森严，舱门多被加上铁栅栏，警卫人员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华工们稍有不驯顺的表现，轻则遭呵斥辱骂，拳打脚踢，重则挨皮鞭棍棒，乃至以刀枪相见。不少船上设有专为囚禁惩治苦力的竹笼或铁槛，惯把

6、“不听话”的苦力锁入其中。这样恶劣的条件，必然导致苦力们途中的高死亡率。譬如有一批被运往秘鲁的775名华工，途中就死去289人。这还未必是最高的死亡率。可以说，每一只运载苦力的船，都浸透着殖民者的血腥，记录着其灭绝人性的残暴。　　就这样，当时拉丁美洲的开发，美国和加拿大横贯大陆铁路的建设，巴拿马运河的挖掘，南洋的垦殖，以及沙俄西伯利亚大陆的建设，金矿、铝矿和煤矿的开采，无不记录着中国华工的身影。华工们为这些地方的开发和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在风雪交加、空气稀薄的高山上，在烈日似火，挥汗如雨的沙漠里，在潮湿

7、泥泞，水深没膝的沼泽中，筑铁路，凿运河，开金矿，做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但是工资却要少一半，而且还要缴纳繁重的赋税。　　华工对欧洲国家的贡献，并没有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真正作为中国的代表参与战争的，是十四万北方农民为主组成的中国劳工，协约国称为“中国劳工旅”，他们为协约国西线战场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这些贫苦的劳工，以其勤勉和坚韧的精神，给异国的人们带去了最初的中国人的印象。西线英法战场，东线沙俄战场，西亚美索不达米亚战场上都有中国劳工的贡献，但是，中国劳工的参战并未能改变中国羸弱的国际地位，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权利。以

8、至于在巴黎和会上的举动，终于激起了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的愤怒，他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消息传回中国，群情激愤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