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域外影响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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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煌变文域外影响研究综述自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大批敦煌遗书以来，国内外专家对其展开了系列研究。变文是敦煌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变文研究在敦煌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敦煌变文研究史已逾百年，其成果十分丰硕，但相关跨国、跨民族比较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探讨空间。针对这一现象，急需对相关域外影响研究进行梳理，从而挖掘变文研究新的发展点。众多学者对敦煌变文先行研究进行过梳理，其中尤以李小荣的梳理最为细致、全面。李小荣在《敦煌变文》一书中以时间为主线，对敦煌变文的研究成果分三个阶段进行了整理。[1]其整理分期清晰，既对变文研究史进行了整体宏观把握，又对变文的

2、文献整理与个案研究分阶段、地区进行了详述。以下拟按李小荣的分期方式，对变文的域外影响研究分三个阶段进行梳理，从而总结变文域外影响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发展空间。一.变文作品之零星刊布及变文含义、之论争阶段（1909-1949）二十世纪上半叶是变文研究的起步时期，零星刊布了一些变文作品，并围绕变文的含义、展开了初步探讨。其中，涉及域外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变文的论争方面。关于变文的，当时学界分为外来说、本土说两派。其中，外来说又包括讲唱文体影响说、俗讲话本影响说两种主张。胡适联系佛教转读、梵呗、唱导的传教方式，最早提出变文源于佛经翻译文学的观点

3、。[2]郑振铎进一步明确指出佛经文学中韵文散文相结合的新文体对“变文”的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3]关德标则认为转读的方式使得佛教深入民间，并逐渐演化出变文作品。[4]这些学者都认为佛经文学的新文体是促生敦煌变文的直接要因。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变文源自佛教俗讲话本，并对佛教俗讲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如向达的《唐代俗讲考》[5]、孙楷第的《唐代俗讲之轨范与其本之体裁》[6]、傅芸子的《俗讲新考》[7]等，都论及此观点。日本的山崎宏、那波利贞、小野胜年等佛教史学家围绕俗讲与俗讲僧展开研究，也论及变文源于俗讲的问题。[8][9][10]如上所述，敦煌变文研究初期

4、，在对变文作品的内容、文学史价值进行评述的过程中，学者们论及变文问题，多主张外来说。这一时期，尚无学者就变文对域外文学、文化的影响进行专题研究。二.较大规模的作品之专集整理与研究阶段（20世纪50-70年代）1950年之后，敦煌变文研究的研究队伍与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与第一期不同，这一时期关于变文的论争更倾向于本土说的观点。虽然关于变文的域外影响研究不多，但这一时期出现了关于变文在域外的传播及影响方面的研究。在中国以外，这一时期的变文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国家仍是日本，代表性人物有荒见泰史、川口久雄、金冈照光等。荒见泰史曾指出，日本敦煌变文研究多从说话文学

5、、唱导文学、伴图讲唱的角度展开。[11]在变文的域外影响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日本变文研究也有此特点。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开始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变文资料与日本传统文学之间的联系。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川口久雄1910-1993）。他从日本说话文学、伴图讲唱、民间故事、传说、神话等多方面，就敦煌变文对日本传统文学的影响展开了系列研究。①除中日比较研究外，韩国变文研究界还出现了中韩比较的研究成果，如韩国学者丁来东的《韩中目连故事之比较》。②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变文研究发展迅猛，国际影响力也更为广泛。除中国大陆与日本之外，我国的台湾地区、韩国以及欧美

6、一些国家也加入了研究行列，且都形成了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域外影响研究，韩日学者对此进行了十分有意义的尝试。其中，日本学者开启了敦煌变文对域外影响的研究之先河，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敦煌变文研究、敦煌学研究，乃至东亚文学、文化交流史研究做出了极大的学术贡献。三.全面整理与综合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敦煌变文研究也随之进入了兴盛期。一方面，学者们继续变文作品的文献整理工作，出版了更为全面的文献专集。黄征、张永泉合撰的《敦煌变文校注》[12]是其中的代表性专集，极大地推进了变文研究的发展。另一

7、方面，在文本解读、个案研究上，这一新时期的研究呈现出多层面、多角度、立体式的特点。在相关域外影响研究方面，关于变文的，出现了本土说与外来说折中的趋势。[13]这一时期，为变文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日本学者出现了队伍老化的现象。除青年学者荒见泰史之外，代表性人物还是前一阶段的川口久雄、金冈照光等。其中，川口久雄继续坚持比较研究的视角，对敦煌变文与日本说话文学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深入探讨，其成果主要收于六卷本《敦煌よりの風》。[14]此外，中国学者王晓平研究了敦煌故事、佛教文学在日本的传衍情况，其中涉及变文的在日传播情况[15][16]；张鸿勋探讨了日本狂言《

8、附子》与敦煌遗书《启颜录》之间的渊源[17]；王继荣分析了部分变文题材在日本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中的受容情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