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北宋的文学理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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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章苏轼和北宋的文学理论批评第一节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论和梅尧臣的“平淡”论北宋初期柳开、王禹偁、石介一直到欧阳修的诗文革新，主要是反对模仿五代的“时文”和稍后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崇尚晚唐李商隐的西昆体诗文的。附录：时文，时下流行的文体。旧时对当时科举考试所采用文体的通称。如唐宋时用以称律赋，明清时用以称八股文。西昆体，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真宗时，杨亿、刘筠、钱惟演等馆阁大臣奉命编书，后题名为《册府元龟》，在这期间他们的唱和诗编集成书。典籍中关于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喻帝王藏书之府。一、欧阳修的文学思想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

2、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嘉佑（宋仁宗年号）二年，知贡举，时士子好为险怪奇涩之文，修痛排抑之，凡为是者皆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1、“诗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情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为什么“诗穷而后工”？欧阳修的解释是：《薛简肃公文集序》中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

3、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刘、柳：指刘禹锡、柳宗元；姚、宋：指姚崇、宋璟。唐武则天、玄宗时的宰相。）附录：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十四：“欧阳公云‘非诗能穷人，穷者而后工。’愚谓：穷者，兼贫穷而无显誉者言也。富贵之人，经营应接，无晷刻之暇，其于诗不能工，人皆知之；至若富贵者篇章始成，谄谀之人交口称誉，有显誉者一言偶出，信耳之人同声应合，苟非虚己受益，鲜不为其说惑，此人未易知也。惟贫贱无显誉之

4、人，人得指其瑕疵，造诣未成，则图心横虑，日就月将，无虚声而有实得，是以穷者多工耳。此予身试而实验者。”2、“道胜则文不难自至”《答吴充秀才书》“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3、“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梅圣俞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这和刘勰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思想是一致的。是对诗歌意境理论的进一步认识。二、梅圣俞的文学思想1、“因事有所激，应

5、物兴以通”《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应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以巧比戏弈，以声喻鸣桐。嗟嗟一何陋，甘用无言终！”2、“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林和靖先生诗集序》“其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依韵和晏

6、相公》“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第二节苏轼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理论苏轼是个文艺天才，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在宋代诗坛有“苏黄”之称；词是“豪放派”的开山之祖；文居“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列宋代四大家之首（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绘画与同时期的文同一起被称为“文湖州派”。《宋史·苏轼传》“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议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苏轼中进士还不到二十岁。一、文学创作的发生论1、“不能不

7、为之为工”他在《南行前集序》中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附录：苏洵《仲兄字文甫说》：“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风之文也，非水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2、“有为而作”他在《凫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