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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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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六章唐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唐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文论和诗论开始分道扬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把诗和文放在一起来探讨的。但是到了唐代,因为诗歌的发展达到空前的兴盛,人们对诗的特点、文和散文的界限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人们也就把它们分开来探讨。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和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有密切联系。六朝时期,文学注重辞藻雕琢。唐朝文章从骈俪体发展到散文体。唐朝统治者科考取士分两个内容,一个是诗赋,一个是作策论。诗赋是韵文,策论是散文,所以也就促使了诗与文的分野。总之,唐代是文论和诗论的分道扬镳
2、,表明人们对文学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化。第一节唐代的文论(上)唐代的文论,是在批判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基础上形成的。隋朝的统治阶级就曾经要求建立一种质朴的文风。隋文帝杨坚曾经向全国发过一个禁止文风华靡的布告。隋朝的大臣(侍御史)李谔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激烈地批判齐梁的文风,是“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他站在过去正统儒家的思想高度上,单纯强调了文章为政教服务并没有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另外隋朝的大儒王通在他的著作《中论》里也从正统儒家的老观点出发来攻击六朝文风。他的正
3、面观点很陈腐,强调文章要“上明三纲,下达五常”,而对于文学本身的特点,他也是不重视的,甚至发挥孔子的“游于艺”的观点,表现出轻视文学的见解。隋代人只强调政治教化而不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文学理论上没有建树。真正在文论上有所建树的是唐代人。他们不是用陈腐的观点去反对形式主义,而是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特点,对文学的特点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们不但取得了收效,而且他们的文论在后世也很有影响。唐代的文论家我们学习最重要两家,一个是盛唐的刘知几,一个是中唐时的韩愈、柳宗元。刘知几《史通》中的文论见解刘知几,字子玄,唐玄宗时曾参
4、与编修国史,写了著名的《史通》。《史通》是一部史学著作,是讲写历史的方法。《史通》虽是一部论历史学法的书,但《史通》中相当一部分的见解,既是刘知几的史学观,也是他的文论见解。首先,刘知几提倡真实性。史传散文讲实录,孔子的《春秋》“不虚美,不隐恶”。在文学理论上来看,就是主张反映事物要真实。刘知几在《史通‧鉴识篇》说:“历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他批评六朝时的历史家,在写历史的时候“大抵皆华多于质,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正因为六朝的历史家记事总追求对仗、骈俪,所以记事时也就失
5、去了真实性。他举例说“假有辩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郦叟就是汉代的郦食其,曾以雄辩之才折服过刘邦。周昌也是汉代人,是跟着刘邦走南闯北打天下的忠臣。这个人梗直,但缺乏口才,一着急就结巴。所以“吃若周昌”。《史记》直接写出了这个人结巴的语言,非常生动。子羽是春秋郑国的大臣,经常出去当使节,所以也叫行人子羽。他很善于外交辞令。仲由是孔子的徒弟子路,他在孔子的弟子中属于性格豪爽的。孔子提问题,他往往不假思索地回答。历史上的这些人物,他们说话的风度、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真
6、正的历史家应该真实地写出他们的语气来。反之,如果象六朝时代的历史家那样,一律用骈俪的文字来写他们的语言,那就不得不“一概而书”,把他们的话写得完全相同,这样也就掩盖了人物真实的个性。刘知几又主张写历史事件,在叙述的时候应当简练。他在《叙事篇》说:“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为工者,以简要为主。”他批评六朝人写的历史废话太多。“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刘知几主张简练,也是针对六朝的骈偶风习提出来的。刘知几于文章主张简要,并不是脱离内容表达单纯求简练,而是要作到“文约而事丰”。所以,他主张
7、简练,实际上是一种文学上的精练。正是从这种见解出发,所以他提出“用晦”的主张。刘知几所谓“用晦”并不是晦涩,而是语言精练而含义深刻,内容丰富而完整。刘知几在《史通》中举了用晦的具体例子。比如《左传》写楚王去巡视军队,对三军的感动只用了几个字:“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用几个字作了个生动贴切的比喻,把当时前线上的气氛生动地表现出来了,读来余味无穷。刘知几又举了《汉书》的例子。《汉书》上说翟公这个人,原来做过廷尉,声势显赫,所以那个时候宾客盈门。后来罢了官,无权无势,所以家里冷冷清清。《汉书》也只用了几个字叫“翟公之
8、门,可张雀罗”来说明这件事情。刘知几说:“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从这些论述来看,刘知几的“用晦”,对于文学创作怎样把语言写得精练、含蓄、生动,确实是很重要的。六朝作史不但有片面追求辞藻华丽的倾向,在语言上还有严重的厚古薄今的倾向。刘知几提出“言必近真”。什么时代就还他什么时代的语言,是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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