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论之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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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终结论之终结章永乐：福山——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字号:小中大2013-12-1715:49:36更多59关键字 >> 福山弗朗西斯·福山王绍光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政治秩序的起源国家能力迈克尔·曼中国国家制度2012年10月，因《历史的终结与末人》（以下简称《终结》）而名扬国际学界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以下简称《起源》）推出中文版。福山本人也飞到北京为其新书做宣传。尽管出版者和销售者用“巨著”这样的词来描绘该书，但该书在中国知识界并没有引发热烈的反响。这一结果绝非偶然。《起源》提出的核心命题——良好的政治秩

2、序由国家、法治以及负责任政府三要素构成——在西方知识界也许有一定先进性，但对中国知识界来说，却绝非什么了不起的洞见。这位在冷战走向终结之际因“历史终结论”而成名的学者，只是从西方世界流行一时的盲目乐观中较早醒悟过来，醒得比多数人更早一些而已，可谓“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弗朗西斯·福山一、从《终结》到《起源》福山在西方世界曾经是一位“先知先觉者”。1989年，正值苏东阵营岌岌可危，福山在当年夏季号《国家利益》（TheNationalInterest）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论证人类历史结束于自由民主，此后不会有新的替代可能性。此时哪怕是在西方国家的

3、情报界，也很少有人能想到整个苏东阵营会在短短几年内全面崩溃。福山的预言似乎很快应验，西方世界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1992年，福山又将此文扩充为《历史的终结与末人》（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一书，预言书变成办喜事的礼花，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如果换一个参照系，福山的“先知先觉”又存在着巨大的盲点。1991年，时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的王绍光发表了一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体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的论文，以尖锐的方式提出了“国家能力”问题。locatedintheTomb,DongShenJiabang,def

4、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duetomissedfatal,whennightcame在王绍光看来，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作为支撑的民主社会并不是可欲的。威权政府的国家能力未必强，民主政府的国家能力也未必弱，需要的是民主与强国家能力的某种结合。此时的王绍光尚未对“转型”的政体目标提出质疑。但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王绍光不仅在“国家能力”

5、研究上走得越来越深，甚至也对“转型”的政体目标本身发生了质疑，认为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之外探索新的民主模式。王绍光在这两个方向上的探索，都对中国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推动王绍光思考的是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是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经验，这场改革一开始采取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方式，以调动地方积极性，但到了1980年代后期，已出现了中央财政拮据因而难以号令地方的局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一文的背景就是关于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是否岌岌可危的辩论；另一方面，是苏联解体之后的经历。苏联解体并不仅仅是政体的转换，同时更伴随着国家能力的大幅度弱化，但在

6、大部分原成员国，尤其是俄罗斯，“转型”之后并没有出现大繁荣，反而出现了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社会混乱、腐败盛行的局面。同时代的一些西方学者尽管没有看到中国1980年代的探索，但对俄罗斯的转型经验产生了深刻印象。如史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Holmes）与凯斯•R.桑斯坦（CassR.Sunstein）这两位美国学者于1999年出版了TheCostofRights：WhyLibertyDependsonTaxes（《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质疑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经典区分，认为所有自由的保护其实都依赖于国家的税收。由此看来，在对“国家”的研

7、究上，1990年代的福山不仅远落后于王绍光，甚至也落后于史蒂芬•霍尔姆斯与凯斯•R.桑斯坦这样的西方“先知先觉者”。但福山是一个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学者。在长期政策咨询实践中，他接触到了许多“失败国家”的例子，而9•11袭击背后的恐怖主义根源更引发了他的思考。在出版于2004年的State-Building:GovernanceandWorldOrderinthe21stcentury（《国家构建：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中，他将国家作为自己的直接研究对象，区分“国家活动的范围”与“国家权力的强度”，并批评在这两个维度之间的混淆。与王绍光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