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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07
《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 (二)(1)》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二)(1)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二)(1)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二)(1) 首先创立"红卫兵"组织的是出身属"红五类"、特别是出身于干部家庭的"老红卫兵"。他们当中流行的说法是:"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精神代代传,我们不但自来红,而且要现在红,将来红,永远红,红到底,闹他个全球红,都红遍"。1966年5月到9月是"老红卫兵"耀武扬威的时期,那时"血统论"在社会上广泛公开地流行。这些"老红卫兵"对党内高层的分歧和复杂局势不甚了解,成立"红卫兵"之初提出的口号是"保卫红色政权"。他们以为,毛泽
2、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就意味着对干部子女及其干部父母的支持;这些干部子女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是要打倒大部分中高级干部。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老红卫兵"的父母被打倒,于是这些"老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忠诚度不断下降,而对"文革"的反感抵触却越来越大。晚于"老红卫兵"出现的"保守派红卫兵"基本上也以"红五类"出身为主,他们之所以被视为"保守","原因是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在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时候,他们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组织红卫兵......后来只是因为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
3、为核心的红卫兵,这既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也是为了保住学生领袖的地位[17]。"据研究者对某省一所重点中学1966年8月份发起成立的一个"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的调查,其总指挥均为当地党政军首脑(省军级干部)的子女,"支队"一级"中层负责人"多为当地党政军机关的部门负责人(厅局级、师级干部)之子女,而父母为县、团级以及此级别以下的干部之子女就只能成为该"红卫兵"组织的一般成员[18]。 1966年10月16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表了批判"血统论"的讲话,强调既要重视人们的阶级成分、阶级出身,也要反对"唯成分论"。以这个讲话为转折点,"中央文革"和
4、毛泽东开始重点支持"造反派红卫兵",以便让这个"红卫兵"群体为"打倒走资派"冲锋陷阵。"造反派红卫兵"在其成员构成上虽然不再那么注重"血统",可是其领袖却仍然是讲究"出身"背景的,还是以"红五类"子女为当然领袖。在"红五类"当中,"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具有政治优势,革命烈士有名誉优势和政治保险性,却不存在政治优势;工人、贫下中农具有数量优势,却不存在政治优势,因而在红卫兵组织中,处于核心地位掌握领导权者,基本上都来自于前两类出身的人[19]。" 从表面上看,"红卫兵"似乎在组织上极端分散,有严重的"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并不存在统一整合的统属关
5、系,但各种"红卫兵"组织都服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从这层意义上讲,"文革"时期山头林立的"红卫兵"时代并非"无政府"状态。根据"中央文革小组"重视程度的不同,全国各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当中形成了一些"核心"组织和"领袖"人物。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得政治风气之先,甚至能"上达天听",因此在全国最有影响。1966年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成立;9月5日,又有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这两个校际组织由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红卫兵"组成,他们的基本态
6、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另外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北京市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红卫兵"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1966年11月27日,北京地区又出现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三司"曾因获"中央文革"的支持而在全国红极一时,它派到全国各地策动"造反""夺权"的"红卫兵"常被当地"造反派"称为"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文革"前期北京地区形成了一些受"中央文革"垂青的"红卫兵领袖",例如号称5大学生"领袖
7、"的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谭厚兰,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王大宾,"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韩爱晶,清华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的头目蒯大富(人称"蒯司令")。其他地区出现的"红卫兵领袖"有上海市"红三司"的总司令安文江、西安的李世英、长春的姚美玲、江苏的曾邦元、文风来、郑州的党延川、四川的江海云、武陵江等。 "文革"中"红卫兵"表现出极端的盲目狂热
8、性、残忍性、反社会性和反现代性,这并不是少数个人的过失,而是当时的政治教育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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