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后“商办”铁路的一例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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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午后“商办”铁路的一例实证战后，清廷诏令招商举办芦汉铁路，刘鹗作为“四商”之一起而相应，继又悄然出局。这是刘鹗个人在“借径实业，富国养民”道路上一次功败垂成的经验，也是印证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商办”、“官办”持续争议的一个特殊标本。今据新刊《姚锡光江鄂日记》可清晰勾勒刘鹗倡办芦汉路的实相。在观念上，刘鹗认定“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对维护铁路利权不乏自觉；但在具体操作时缺乏凭借，对政府、洋行两面皆有不实之言。而清廷鼓励“商办”口惠而实不至，以张之洞、盛宣怀为代表的官方力量，更对华商缺乏信任，并相互结成利益联盟。“商办”芦汉路终究无果而终，折射了国家举办新政之际官、商不复

2、同心的现实，也透露出刘鹗作为华商个体格于形势、举步维艰的无奈，并预示了他悲剧性人生的结局。　　关键词：刘鹗；芦汉铁路；商办；张之洞　　：K256：A：02575833(2012)07015610　　简介：戴海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235）　　一、问题的提出：刘鹗与芦汉铁路　　刘鹗（1857－1909）以《老残游记》闻名于世，而其一生几与晚清五十年相始终。胡适总结说：“先生一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购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在他眼里，刘不仅为“很有见识的学者”，同时是“很有识力和胆力的政客”①

3、。然而，这位扬名文学史的人物一生境遇多舛，济世救民的抱负一无所偿，乃至落得“杀身而丧名”②的结局。其中开矿、筑路之创举，生前即被指为“汉奸”罪名，身后仍为遭集中批判的两大问题之一③。胡适在列举刘鹗生平四事后，按语谓“为了后面的两件事，他得了许多毁谤”，尤其开矿造路一案“当时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岂止“当时”，在胡适作此文数十年后，也未必有多少人厘清此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　　一般认为，刘鹗最早投身路矿事，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如蒋逸雪《刘铁云年谱》记，是年“六月，应两湖总督张之洞召，赴鄂，商芦汉铁路事，十月回京建议筑津镇铁路”④。刘蕙孙《刘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为谱主生

4、平分期，也将“自应张之洞召赴鄂办铁路至被诬流放新疆止”划为一阶段，此期活动主要为“倡办洋务，想借径实业，富国养民”刘蕙孙：《刘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齐鲁书社1982年版，引言，第9页。。刘鹗倡办芦汉铁路，实为其夤缘政界、以开商途的新发端。此事发生时，正值甲午战后举国阵痛、群言变法之际，兴筑铁路也作为“方今切要之图”被清政府提至日程。继芦津铁路上马，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清廷批准芦汉铁路立项，并以该路“道里较长、经费亦钜”，宣布实行“商款商办”方针：“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著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

5、料（1863-1911）》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05页。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的“空前壮举”，也是有史以来朝廷第一次将如此巨大的工程招商承办。全国范围内，响应而起者颇不乏其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广东在籍道员许应锵、广东商人方培垚、候补知府刘鹗、监生吕庆麟四人，他们均向政府宣称集股已有成效，要求承办。清廷因此谕令共负芦汉路务的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前述四人“详加体察”。所谓刘鹗“应张之洞召赴鄂办铁路”一节，即以此为背景。而结果是刘鹗等人一无所获，全数出局，盛宣怀则经王、张二督推荐，奉派督办铁路总公司，获准举债修路，再招股偿还。　　“芦汉四商”在中国铁路史上

6、自有其位置，有论者谓其失败咎有应得，因为他们“几乎全是为外国资本家效劳的”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页。。刘鹗后人的多种著说，将其谋芦汉事未果归因为“与盛宣怀氏龃龉”、“宣怀嫉其能，抵排不遗余力”等等刘蕙孙：《刘铁云先生年谱长编》，第36页；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载《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402页；刘德枢：《刘鹗倡修津镇铁路始末》，《文史杂志》2005年第1期。。刘隆平等著《刘鄂小传》，勾勒了此事大致经过，并谓张、王、盛等人排拒刘鹗并无真凭实据，不过“罗织罪名”而已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小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

7、7年版，第18-19页。。最近张海荣研究芦汉铁路的专文，就“各方争揽芦汉与盛宣怀独擅胜场”的内情，做了相战后，清廷诏令招商举办芦汉铁路，刘鹗作为“四商”之一起而相应，继又悄然出局。这是刘鹗个人在“借径实业，富国养民”道路上一次功败垂成的经验，也是印证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商办”、“官办”持续争议的一个特殊标本。今据新刊《姚锡光江鄂日记》可清晰勾勒刘鹗倡办芦汉路的实相。在观念上，刘鹗认定“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对维护铁路利权不乏自觉；但在具体操作时缺乏凭借，对政府、洋行两面皆有不实之言。而清廷鼓励“商办”口惠而实不至，以张之洞、盛宣怀为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