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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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变迁　　篇一：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形成与沿革的宏观分析　　新中国户籍制度形成与沿革的宏观分析　　建立保障公民权利的现代户籍制度，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制度文明的重要标志。《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部宪法都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权。1958年以后，新中国最终将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功能纳入户籍管理，则是国家实施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带来的制度效应。　　新中国初创的户籍制度，对于支持镇反运动，建立革命秩序，维护社会治安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国家需要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准确的人口资料，加快了建

2、设全国统一的户籍制度的步伐。建国初期，人口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基本上不受什么限制，农民可以向城市自由流动，大约1500万农村人口迁入城市。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一五”计划，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随即出现了新中国第一次人口迁移的高潮。从1954到1956年，迁移人数每年递增，3年间高达7700多万。伴随大规模经济建设出现的人口频繁迁移，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新中国所处的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使国家工业化起动主要来自内部积累，农业哺育工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重工业资金投入大，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弱。随着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开始起动，城市粮食供应出

3、现严重紧缺，国家由此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骤然拉大了工农业剪刀差，形成了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强烈的利益驱动。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工业领域，使城市的人口负荷量骤然增大，城市资源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起来。国家为减轻城市压力，支持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开始将控制人口流动的功能引入户籍管理，并从户口管理、粮油供应、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对农民盲目流入城市进行控制。1955年11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指标。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进行划分与管理的二元户籍管理体制开始形成。1956年，农业合

4、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在农业合作化急躁冒进造成农村恐慌的同时，统购统销又购了过头粮，加上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灾情，导致农民大批外流，对城市形成巨大冲击，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盲流”问题。1957年，全国职工人数达到万人，城市人口增至994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增至％。在政　　府的财政压力急剧加大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指示，劝止农民盲目外流，禁止工矿企业私自招用农村劳动力，紧缩城市人口。要求公安机关严格户口管理，严禁粮食部门供应非城镇户口人员的粮食，遣返自行流入城市和工矿企业的农民。在城市人口压力剧增，劝止“盲流”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促使国家出台相应的法规，将限制人口

5、自由迁徙的功能纳入了户籍管理制度。　　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条例》以法律形式规范了全国的户口登记制度，是新中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正式成立的标志。《条例》明确规定了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对户口迁移作了约束性规定。原则上，农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迁移都受到严格限制。由此，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最终引入了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功能，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户籍管理方式。从根本上讲，它是衍生于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强积累模式。中国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利用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来实现的。国家为保证工业化

6、战略的实施，在城市，以社会高福利制度，保持城市居民低工资的充分就业；在农村，则以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方式，来保证农业生产的相对稳定。与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城乡分隔的户口迁徙政策和一户一簿的户口管理方式就应运而生了。但是，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同时，也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分割开来了。　　为了突破人多地少，农村生产力落后，城市容纳力不足的发展瓶颈，中共中央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包含着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就地转化农民的意愿。1958年11月，毛泽东提出15年建设的任务：“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

7、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大跃进”的发动，使城乡劳动力顿感紧缺。国家劳动权限下放，各建设单位纷纷争夺劳动力，大量农村青壮劳力转为“吃商品粮”的工人，城市人口再度膨胀起来。1958年1年间，全国职工人数增长了85％。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猛增到4532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XX多万。这就大大超过农业的承担能力，并严重冲击了农业生产。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使政府可以通过公社体制，直接介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全过程，限定农村基本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劳动力的使用方式。从此，户籍管理制度开始与人民公社体制相互融合，成为维持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