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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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而官修史书则主要通过设馆修史来完成。由此，史馆就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史馆的研究也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课题之一。　　中国古代独立的史馆形成于唐代，对史馆的评论，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就对史馆制度的得失利弊进行分析，尤其严厉批评了唐代史馆修史的弊端，诸如设馆修史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凡此种种，触及了史馆修史之专制主义的本质，显示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尖锐锋芒。

2、清初设馆编纂《明史》，馆臣万斯同、潘耒、朱彝尊、施闰章、李因笃等人也对史馆修史的弊端提出批评，认为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并提出矫正弊端的方法，诸如严于选才，因人善任；统一义例，职任分明等。这显然受到刘知几的影响。进入20世纪，关于史馆修史制度的研究日益加强，取得了很大成就。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而官修史书则主要通过设馆修史来完成。由此，史馆就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史馆的研究也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课题之一。　　中国古

3、代独立的史馆形成于唐代，对史馆的评论，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就对史馆制度的得失利弊进行分析，尤其严厉批评了唐代史馆修史的弊端，诸如设馆修史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凡此种种，触及了史馆修史之专制主义的本质，显示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尖锐锋芒。清初设馆编纂《明史》，馆臣万斯同、潘耒、朱彝尊、施闰章、李因笃等人也对史馆修史的弊端提出批评，认为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并提出矫正弊端的方法，诸如严于选才，因人善任；统一义例，职任分明等。这显然

4、受到刘知几的影响。进入20世纪，关于史馆修史制度的研究日益加强，取得了很大成就。　　百余年来的中国古代史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学者及政府官员屡次向国民政府倡议设立国史馆，引发人们对古代史馆修史的注意，金毓黻、傅振伦、赵冈、朱希祖、柳诒徵等人都撰写过探讨古代史馆的文章，对古代史馆进行了初步研究。一个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时期的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成果多，涉及面广，从北齐到清代的各代史馆的状况几乎都纳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野。二是研究更加深入，厘清了不少人们在史馆修史方面的模糊认识。三是海峡两岸学者齐头

5、并进，在史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一、总论　　中国是重视历史的国家，也是保留历史资料最完善的国家。史馆在这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总体上对中国古代史馆修史进行梳理，评其利弊得失，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傅振伦《中国历代修史制度考》利用正史资料考察了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制度的状况，是第一篇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史馆修史的文章。刘节在所著《中国史学史稿》中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自殷商至清代史官制度、史馆制度及官修史书的情况，并对其中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评价。朱桂昌《历代史官与修史机构》概括地论述了古代史官的起源和职责、从汉至

6、唐私家修史与修史机构的发展、唐代的史馆和官修史书、明清时期的翰林院和史书之编纂等情况。倪道善《古代史馆述评》介绍了古代史馆的设立、沿革及其职掌，指出史馆的职掌有两个方面，一为修前朝史，一为修当代史。史馆虽然有刘知几所说的种种弊端，但仍有其积极作用，一是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和丰富的史料，为修史提供优越的条件，二是开馆修史，能集众家之长，三是有助于纠正前朝史籍中的隐讳不实之词等。历代统治者重视史馆修史，一是通过修史借鉴前朝经验，二是证明新王朝的合法地位，三是笼络士人、点缀升平，四是垄断修史、控制褒贬大权。商慧明《史馆制度初探》指出，巨细无遗地征

7、集资料、垄断正史与国史的修撰、规范统一的编纂体裁、完善的官家修史体制，是史馆修史的特点。史馆之所以长期维持不断，是因为统治者和史官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试图通过修史来完善天朝大国的形象、提高传统的地位、强化史学政治化。史馆完成了许多私人史家不可能完成的宏大修史任务，但同时也因循守旧、扼杀才智，史馆既是中国史学的骄傲，又是中国史学的悲哀。他在《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中还指出宰相监修国史和一切唯上的修史规矩使官修史书流弊重重，集天下之人才，将一个原本丰富多彩的史学天地拖入一种思想、一种笔法、一种模式的沼泽之中，用一种思维规范统领众多史官

8、，是史馆修史的最大流弊。陈其泰《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从设馆修史的肇始、史馆在北朝的出现及修史成就、唐初史馆制度的确立及其对中华文明的意义三个方面充分肯定了史馆的意义，特别强调史馆修史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