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地记_地理与文学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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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史哲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２０１２年第１期（总第３２８期）Ｎｏ．１，２０１２（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２８）六朝地记：地理与文学的结合王琳摘要：地记著述在六朝达到空前兴盛状态，作为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而引起当时人们的关注。南朝时期私家藏书甚富的陆澄、任昉、顾野王等以敏锐的眼光，把握文化发展的新动向，编撰有集成性的地记丛书或地理总志。与史书地理志相比，六朝地记作者崇尚实用的观念较为淡薄，他们在写作中往往注重山川景物的描写和轶事传闻的记述，讲究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喜欢猎奇，乃至采纳为正统史家所不屑的虚诞不经的故事。大体言之，六朝地

2、记具有地理与文学渗透融合的性质。六朝地记融会地理与文学的特色对古代地志、文学创作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键词：六朝地记；兴盛原因；文学因素；影响及评价地记或名地志、地理书①，主要用来记述某地疆域、山川、道里、古迹、风俗、物产等方面的情况。西汉武帝时已有此类著述的雏形出现，名为计书或计簿，其性质属于由下而上的汇报地方情况的公文。西汉后期，刘向、朱赣曾奉命撰作有关地理疆域及物产风俗的书籍，后来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地理志》。《隋书·经籍志二》史部地理类序云：“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

3、理志》。”私家书写的地记出现于东汉中后期，但为数甚少，今可考知者仅有辛氏《三秦记》及杨孚《交州异物志》等寥寥几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以私撰为主体的地记著述极其兴盛，虽年代久远，文献多佚，但今可考知的篇目尚有约二百种之多。这无疑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学术领域。一、六朝地记兴盛的原因汉末魏晋社会动荡，国家大一统的盛况不再，政治及文化重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移，地方势力及地区观念增强，一个较明显的表现就是各地士人纷纷夸耀家乡地理之美、人物之盛。《三国志》卷五十七《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记载，撰有《会稽土地记》的会稽山阴人朱育，曾向现任会稽太守转述前任太守王朗和本郡文人虞翻关于会稽风土

4、人物的一次谈话内容。其中先述会稽郡优越的地理位置：“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次述丰富的物产：“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继而述这块土地上养育出来的忠臣、孝子、俊士、贤女等各类代表人物。由此可见虞翻对乡邦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熟悉与自豪程度，故一经太守咨询，他便侃侃道出，如数家珍。蜀人常璩则大力张扬巴蜀地理环境、物产及人文之美，自豪自信溢于言表，其《华阳国志》卷三云：“蜀之为邦：天文，则井络辉其上；地理，则岷嶓镇其域。五岳，则华山表其阳；四渎，作者简介：王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０１４）。①《南齐书》卷二十九《陆澄传》称

5、澄撰《地理书》，《梁书》卷十四《任昉传》称昉撰《地记》。刘知幾《史通·杂述》胪列杂述十流，九曰地理书；《隋书·经籍志二》史部书分为十三类，第十一类为地理。《隋志》所著录地理类书籍，有记、志、图（如《江图》）、簿（如《洛阳宫殿簿》）、图经（如《冀州图经》）、传（如《游行外国传》）、录（如《京师录》）等不同的名目，但称“记”者最多，其次则为“志”，故本文认同任昉之说，通称此类著述为“地记”。六朝地记：地理与文学的结合９５则汶江出其徼。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女……蕃衍三州，土广万里。方之九区，于斯为盛。”①此类内容也见于其他书籍，如《世说新语·言语》中写道，西晋时太原晋阳人

6、王济与太原中都人孙楚曾各自以清简之言比拟家乡土地人物之美；东晋时平昌安丘人伏滔与襄阳人习凿齿曾相互矜夸历代青、楚人物。后来如梁代宗懔，乡土意识颇浓，《周书》卷四十二《宗懔传》称：“初侯景平后，梁元帝议还建业，唯懔劝都渚宫，以其乡里在荆州故也。”在这种情势下，以私家书写为主的记载有关地域状况的著述趋于兴盛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类记述某地区地理风俗物产及有关人物的著述，或称地理书，或称郡书（即郡国之书）。之所以形成名目上的差异，乃由于二者在记述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地记侧重于记述地理风俗物产，郡书侧重于记述人物。故早在唐代初期，刘知幾便将二者加以区分，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著述，他指出：“九州

7、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史通·杂述》）《隋书·经籍志》也将其视为两种著述类型，一称地理，同于刘知幾的名目；一称杂传，不同于刘知幾的名目，乃因这类书的基本性质为包容庞杂的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