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管理的逻辑与路径制度形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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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管理的逻辑与路径制度形塑的价值　　前言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组织管理理论诞生时起，组织管理理论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进程。在各种组织管理理论层出不穷的历程中，与不同历史背景相结合的组织管理理论彰显了其独特的“活力”和“局限”。综观这段历程，不断创新中的组织管理理论呈现出一些潜在的思维逻辑与路径。在日常的组织管理活动中，要实现高效能的管理，理清组织管理理论背后的逻辑显得尤为必要。　　组织管理理论的逻辑　　在20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之前，组织管理总的呈现出无规则性和经验性。也正是基于此，泰勒、法约尔和韦伯时代的管理才被看作是科学管理的开端。这种开端的标志从思维层次

2、上讲主要是建立科学研究的理论假设。在科学管理阶段，组织管理的核心思维逻辑是把组织中的人看作是“经济人”。企业把工人当作“经济人”，企业的各种标准化的管理方式，比如，工人的标准化的工作程序、企业中层管理者的工作原则等，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一种管理逻辑，在大幅度地提高了资方与劳方的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弱化了劳资矛盾和改善了劳资关系。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伴随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和劳工立法的不断完善，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福利都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在“现代性”的背景下，著名的“霍桑实验”使得科学管理理论“经济人”的逻辑变量显得黯然失色，而取而代之的“社会人”

3、的假设更能提高组织的效能。在“社会人”的逻辑变量下，要求组织管理者应注重组织成员的社会与心理需求，并积极与组织成员保持沟通，应注重对组织中的非正式群体的监督与管理。在行为科学管理阶段，“社会人”的变量操作扩展了组织管理的领域，使组织管理理论进入社会层面，使组织管理者意识到影响组织效能的因素包括大量的社会心理变量。因此，充分了解组织成员的社会需求，努力建立“伙伴式”的协作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组织的效率。　　随着运筹学、控制论、系统工程学、计算机技术等学科的快速发展，组织管理理论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系统与权变理论成为其核心代表。系统理论的代表

4、人物赫伯特·西蒙视“管理”为“决策”，将“决策”的实施也看作是决策过程。他的组织理论的思维变量是“管理人”，管理人是追求“满意值”，而不是追求“经济人”的“最高值”。“管理人”的思维逻辑针对的是宏观多变的组织发展环境和微观复杂的个性化组织成员。因此，无论是组织的发展，还是组织成员的管理，都没有明确的规范变量操作，也无统一的管理手段与方法，权变显然成为了一种“最好的方法”。但是，权变管理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随机应变、因地制宜。这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设计出能够充分应对充满市场风险的组织结构；二是如何激发具有多种不同面向与个性的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然而，这些

5、具体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组织管理者的专业技能与工作经验，组织管理者的这些特长又充分表现出大量的“人为化”的痕迹，即通过其主体思考与经验去“人为掌控”组织环境和组织成员。　　“企业再造”思潮与制度主义管理理论逻辑　　随着组织研究的不同深入，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外部的、内部的、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等各种因素都纳入到组织管理理论的视野。在面对这些多样的、复杂的、充满着“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的因素时，组织管理理论的思维逻辑越来越从“变量操作”向“人为掌控”转变，组织管理的路径也越来越从“规范设置”向“模糊权变”迈进。　　尽管这样一种“个性化”和“人为化”的组

6、织理论的发展脉络，显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具有解释力与适用力，但是，它却直接导致了组织管理的诸多不确定的风险。在应对组织的诸多不确定的风险时，后续的组织管理理论学派做了大量的努力与尝试，其中较为突出的要属“企业再造”思潮和制度主义管理理论。　　“企业再造”思潮　　“企业再造”思潮是以“一切从头开始”的气魄重新设计组织的结构，再造企业的业务流程、成员关系、正式群体、劳资行动方式等内容，以便企业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进而减少组织管理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见，“企业再造”思潮给组织管理者提供了一种“从头来过”的组织管理策略。然而，它没有说明的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与

7、方式实现“企业再造”。在这一方面，制度主义管理理论显然起到了一种完善的作用。以塞尔兹尼克和帕森斯为代表的早期制度主义理论家，指出要将组织的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纳入组织研究中去，强调制度的管理性和规范性特征。　　制度主义管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的新制度主义进一步强调了先验图式、典型化和文体的因素，认为这些因素在形塑组织结构和行为上扮演着重要的、独立的角色。新旧两种制度主义都在不同层面强调了组织的同质性和制度化的稳定性，组织的同质性说明了制度的价值，而制度化的稳定效果则凸显了其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思维逻辑上，制度学派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关于理性行为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