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责任：将报道与评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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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媒介的责任：将报道与评论分开——兼议报道及评论案件的新闻规则徐迅　　　　一、“烦”与“怕”—法官对媒介的负面心态　　新闻与司法的关系，是这两大领域历久不衰的话题，中外莫不如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这两大领域的成功合作早巳有目共睹，因此本文不将这些成就作为讨论的重点。毕竟，只有自觉顺应世界潮流，同时尽快确立符合国情又切实可行的规则，新闻界与司法界的合作才能继续推进。　　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提出：“公开审理……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这一开明态度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一些新闻界人士欢呼：“这

2、下可好了可以放开写了。”而一些法院的同志在理解“自负其责”的含意时认为：“对案件怎么写，是新闻记者自己的事情，记者对报道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依笔者之见，这两种观点都很片面。因为，所谓“自负其责”，并不是不要负责，而是将以往经常采用的事前限制改为事后追究；所谓没有限制的“放开写”以前不存在，以后也不会有。而真正应当对报道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的，只能是新闻机构，而非新闻记者（当然，新闻机构能不能承担责任，能承担什么责任，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以笔者多年做法制记者的经历和观察，在司法界与新闻界的相互关系中，

3、尽管合作是主流，但冲突也不容忽视。司法界尤其是法院人士对新闻界的负面心态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一是“烦”，二是“怕”。这种心态有时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烦”新闻界对某些案件的炒作，使当事人亢奋，社会关注，法院工作难做；“怕”新闻界某些外行对案情人为地复杂化，从而妨碍依法定罪定性，最终妨碍司法公正。但也不能否认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些司法人员“烦”新闻记者无处不在地关注现实生活，不习惯经常暴露在媒体挑剔的视线下；也有人“怕”自己那些缺乏必要修养的表现被媒介“放大”，“怕”那些“暗箱操作”的人情案、关系案见了“阳光”

4、，被整个社会一览无余。显然，上述心理有些应当被理解，而有些则不应得到支持。　　执法者对于媒介的态度，不论是“烦”还是“怕”，都没前途。因为公开审判制度不允许法官远离媒介的关注。笔者赞同如下观点：每一家法院、每一位法官，都要善于面对媒介，认真搞好每一起公开审理的案件，以公开的判决、裁定向社会表明执法者的观点和理念（这些观点和理念不论正确与否，都将通过传媒forthequalityofreviewsandreview.Article26threview(a)theCCRAcompliance,whether

5、copiesofchecks;(B)whetherdoubleinvestigation;(C)submissionofprogramcompliance,investigationorexaminationofwhetherviewsareclear;(D)theborrower,guarantorloans的报道而受到公众的监督）。而在庭审之外，法官则应谨言慎行，不向社会及媒介发表对未决案件的不当言论。　　但是，仅从司法机关和执法者一方来改进工作是不够的。笔者试图在本文重点讨论媒介的责任——怎样报道

6、案件，才能使独立的司法权、公众通过传媒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以及新闻自由的权利都获得保护？笔者的观点可一言以蔽之：将报道与评论严格分开——按照现代传媒的普遍规则操作，将有利于建立新闻与司法的正常关系。　　　　　　　二、夹叙夹议：案件报道之大忌　　报道与评论不分的表现形式是夹叙夹议。尽管夹叙夹议是当今中国新闻的“流行风”，但事实证明，它在报道司法活动时常常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因此蒙受批评。如轰动一时的四川夹江打假案，一起正在依法进行的行政诉讼案件因“制假者状告打假者”而受到某些传媒的强烈抨击，给司法机关带来了

7、巨大压力。此事被行政法学界评价为“行政法制宣传不当的最典型例子”。1998年春天，又有一些传媒报道了发生在甘肃兰州的一起刑事案件，称“中学生徐欢见义勇为被歹徒报复杀害”。但有关方面的调查结论却指出：徐欢之死与见义勇为无关。有必要对此展开讨论：夹叙夹议的方式是否适用于案件报道？笔者认为：夹叙夹议的报道方式基本上不适宜案件报道。这是由新闻与司法在功能、性质以及从业者观念上的明显区别决定的。　　1、新闻的传播功能与司法的裁判功能。社会越进步，分工就会越细。对于一起诉讼案件来说，新闻机构是观察者、传播者，司法机

8、关是裁判者。这种身份的定位与我国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相关。毫无疑问，在计划体制下，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立法日益完善，仅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颁布了11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过去人们有了纠纷找政府，如今有了纠纷进法院打官司。勿庸讳言，司法机关的裁判功能正日益强大。同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形态不再被“计划”得千篇一律，而是愈发表现出千姿百态，激烈的市场竞争又需要信息的快速传递，新闻的传播功能也大大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