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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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一、贬官者的心态特征春秋战国时期旧秩序崩溃，新秩序诞生，士被社会变革推上了时代的大舞台，并从此与官结缘，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由士而仕、投身宦海成为其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逐渐成为古代士人最初的心态。但宦海有不测风云，贬官士人代不乏人，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文化群体。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因此他们的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诗赋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似乎正为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作了注释。统而观之，其人生大致演绎了从理想主

2、义到幻想主义最后归于悲观主义的悲剧，其心态也经历了从希望到期望终归于绝望的过程。在上述过程中，贬官士人的心态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贬官士人许国忘身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身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这是贬官士人最突出的心态特征。孔子在《论语》中提醒读书人不可不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任重道远。就古典社会中士人所接触、打交道的世界而言，庙堂和草野两极是最基本的生活环境。人们常常笼而统之地称呼整个社会时，就叫“朝野”，即朝廷和草野。当宋代大儒范仲淹在讲到人生的境界时，他说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

3、之远则忧其君。”明代顾宪成也尝言：官辇毂，念头当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当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当在世道上。这表现了中国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或更重社会使命感的人生态度。如王禹偁因直言敢谏而屡屡得罪君王与执政大臣，曾三度遭贬谪，二次在太宗朝、一次在真宗朝。最后一次是咸平元年（998）贬知黄州，故世称王黄州。王禹偁特此作《三黜赋》以明志，表明态度说：“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北宋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心境与前代类似处境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但却轻

4、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宋代士大夫贬居期间的这种特殊心态，使他们即使被贬出京，依然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有心情去欣赏“江南”的佳丽风光。在抒发“世无知音”的苦闷时，其基调是对鸿雁振翼的遐想，词的格调因此也不会显得悲苦沉闷，而有一种向上的引发力。这是因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甚得皇帝尊宠，待遇优厚，政治环境宽松。像王禹偁这样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阶层，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何况，宽松的环境使他们敢于有所作为，

5、皇帝的尊宠使他们勇于有所作为。贬官士人在理想受挫后内心很容易就产生一种愤激的情绪。忠而被贬，贤而遭迁，许多贬官士人都是异常悲愤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哀郢》）历史、现实与人事，纠结攀援着难以化释的艰苦、不幸与灾难，令人不平则鸣，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由不得已而后言之，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屈原放逐，乃作《离骚》；贾谊被贬，作《吊屈》、《鵩鸟》诸赋；陈子昂作《登幽州台歌》，韩愈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莫不是愤激之作也。江淹《恨赋》写道：“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泪起。血

6、下沾襟；亦复含酸茹叹，销落烟沉”。贬官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时常流露一种避世的淡泊情思。许多士人曾遭到多次或者长期的贬谪，有的竟然死于贬所，如著名文人张说、李邕、王昌龄、刘长卿、韩愈、苏轼、王禹偁等被贬都在两次以上；刘禹锡长期被贬在外，自云“二十三年弃置身”，苏轼则大半生都是在贬所度过的，60多岁的时候还被贬儋州（今海南）；上官仪、李峤、苏为导、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更是在流贬地赉志而没的。贬官士人的政治悲剧更激发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人对功名逐渐淡漠

7、，一切淡然处之，在优游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恬静。与之相对应的如苏东坡在《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中把归隐视为傲视独立的表现，把返归自然当作精神的慰藉和享受。贬官后的苏舜钦有沧浪亭，欧阳修有醉翁亭，苏轼有超然台，苏辙有喜雨亭，要情有所系也；白居易转向闲适诗，王维着意禅宗诗，陶渊明醉心田园诗，要心有所往也。儒道的影响令贬官士人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间痛苦徘徊。朝野两极的世界对一个现实中的士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进退裕如的人生道路，但对具有独立的精神追求的士人而言，则是一种两难的尴尬处境。于是两极化的世界成了历代士人们无法摆脱的矛盾和痛苦

8、之源：当他们出仕时，感到的是宦海的险恶和不适意，但真正贬官了又会为不能出人头地而郁郁。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士人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由此而产生了士人们普遍的焦虑。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贬谪期间的文人，增加了接近人民、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