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幼童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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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体西用”与幼童留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宾睦新内容摘要：19世纪70年代，因新式工业缺乏人才，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组织了近代第一次官派留学——幼童留美。原定15年的留学计划到第10年便“夭折”，成为近代史上一大“憾事”。本文从文化观入手，探求幼童留美促成和撤回的因由。留美目的和章程，及“肄业局”的人事安排体现出中西文化的主次地位；幼童“西化”是文化交流中的必然，及容闳与陈兰彬等监督发生冲突的缘起；“中体西用”在留学教育中的局限性，最终致使幼童撤回。关键词：中体西用、幼童留美、容闳、李鸿章、陈兰彬幼童留美的

2、促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指鸦片战争后，一部分开明人士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时，坚持“中学”的主体地位和精神价值，亦承认“西学”的辅助作用和物质价值，从而形成以“中学”为主、中西兼容的文化观。“体”是形体、实体、本体，乃首位的、基本的；“用”指作用、功能、属性，是其次的、从属的。或有用“本末”、“道器”、“主辅”来表达“体用”之意。最早可溯及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对内对外战争中逐渐认识到西洋枪炮舰船的先进，清廷亦在“内忧外患”中意识到西方在“器艺”方面

3、较优，“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导师王杰屡屡于百忙中抽空审阅，指明错漏和提出修改意见，始有今日之稿。《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页。“师夷”以“制夷”的理念逐渐付诸实践，汇成“制洋器”和“采西学”的洋务之潮。为了调和文化交流中的冲突，一些学者和官员提出了近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同治元年（1861），冯桂芬倡言：“20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本，不更善之善者哉！”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6页。薛福成认为：“

4、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筹洋刍议》，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0页。郑观应指出：“中学其本也，两学其末也；立以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盛世危言》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9页。王韬论道：“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王韬：《杞忧生易言跋》，《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3页。“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我中国之所恃者，道而已也”。

5、王韬：《弢园尺牍》，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页。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在致友人信中写道：“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辖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盖中国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才力聪明，礼义纲常之盛，甲于地球诸国，既为天地精灵所聚，则诸国之络绎而来者，亦理之然也。”薛福成：《庸庵全集·文编》，卷二，光绪丁酉春，上海醉六堂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沈寿康在《万国公报》第75期发表的《匡时策》中提出：“中西

6、学问本来自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4页。同年，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上指明：“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26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阐述了“旧学”与“新学”的关系

7、：“其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0页。从而形成了较完整的“中体西用”体系。他们在表述上，用词虽异，含义相近，即坚信中国在伦理道德上的优势，引进西方物质文明成果，以维护清朝的政治秩序。“中体西用”是当时能为朝野所接受的“两全”选择。在三十多年的洋务实践中，“中体西用”逐渐成为洋务派中的主流思想，并为国人所广泛接受，成为潮流语言，“举国以为至言”。梁

8、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7页。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以“自强”为旗帜，“采西学”，“制洋器”，相继创建了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军事工业。继而以“求富”为号召20，先后兴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