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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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未完成的启蒙——读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小感李泽厚先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到：“‘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①新文化运动在于社会民众的启蒙，而学生爱国反帝运动在于国家民族的救亡。所以，“五四”运动实质上可理解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五四”运动以这样的形式出现，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先看启蒙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众启蒙的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是中国当时社会阶级矛盾以及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首先，在此之前，试图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有识之士在政治领域，从国家结构的上层建筑中，尝试由上至

2、下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近代中国的燃眉之急是“‘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中……’从变法（维新运动）到革命（推翻清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其他一切，包括启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顾及。”②然而，辛亥革命形式上的胜利（推翻了清政府），实质上的失败（胜利果实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政府所掠夺），这种形异质同的政治结构和国家形式，使知识分子感到困惑与迷茫，其关注点逐渐由政治领域转移到民族心态领域。而当时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强大的保守势力便不断掀起尊孔读经、宣扬复辟的浪潮，想牵引局面恢复或倒退到‘前清’

3、时代去。”③这种利用儒家思想中维护封建统治的东西来进一步禁锢民众的行为，无疑更加促使这一转变的加速。所以，在万马齐喑之中，陈独秀率先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彻底抨击和否定作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的“儒者三纲之说”，提倡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的“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这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一方面是“要改变中国的面貌，以前的变法、革命都不行。”似乎从反面证明了“必须首先要‘多数国民’产生与‘儒者三纲之说’的传统观念相决裂，转而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的‘最后觉悟之觉悟’，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在当时已经完完全全作为一种民族特有的生存心态融入到民众的意

4、识或者潜意识之中。而民族心态对于一个民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所谓的“生存心态”“一方面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个人意识中内化了的社会行为的影响的总结果，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教育制度在个人意思中的内在化和象征性结构化的结果。它是一种先验的前反思模式，是已经沉淀而生成的长期的个人的和群体特定行为方式，是已经构成内在的心理结构的生存经验，是构成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具有持久效用的禀性系统。另一方面，这种来自长期实践的经验因素，一旦经历一定的历史时间的沉淀，并内在化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群和个人的意识内部之后，Habitus便自然地去指挥和调动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方向，赋予各种社会行为以特定

5、的意义。因此，生存心态成为了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风尚……等实际表现及其精神方面的总根源。”④故此，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全面否定，以“彻底扔泣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为基本特征之一的新文化运动其实质是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生存心态。而生存心态作为一种数千年的社会文化沉积物，其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作到的，也并非单单从文化领域入手可以完全实现的。这就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和隐患。再加上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入世济事的思想观念（当然，这正是有民族心态所决定的，是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表现），“这些反孔批儒的战士却仍然在自觉不自觉的地承继着自己的优良传统，承继着关心国事民瘼

6、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传统。”⑤就直接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最终落脚点和目的仍然是建立在政治之上的。“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的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因素和要素。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正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⑥这种在传统观念指导下去试图全面否定传统思想的行为，这本身就值得怀疑和考虑的。综上所述

7、，我们不难看出，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以政治理想为最终落脚点的新文化运动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⑦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运动容易被政治运动所左右，启蒙容易被救亡所消融，特别是在文化运动在改变民族心态领域的成效并不显著，而国家民族危亡又迫切要求国家体制的迅速转变之时，而知识分子在的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在鱼与熊掌不可得皆的情况下，舍文化而取政治，是文化运动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工具，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样的情况却恰恰发生了。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启蒙并没有立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