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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代思想史呈现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来概括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要线索.乍看之下,这个概括停留于表层,从而显得粗糙:启蒙与救亡的确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两大思想主题,且随着时局的变动二者凸显的程度不同.然而,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出版到现在近三十年,李泽厚此观点在这个研究领域仍是影响力最大、笼罩性最强的.要明白其中的原因,就不能不留意这个观点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意图. 就李泽厚提出此观点的时代背景而言,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李泽厚明确指出,文革并不是一种非理性的产物,仍然是
2、以普通理智为基础的,仍然是出于一种理性的信仰、一种道德的宗教而发生的.由此必然会提出一个严肃的思想史课题: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理性地走向文革的?于是,反思文革就被学术地转换成了反思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特别是要解释,何以激进主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据了主流地位.从已有的成果来看,反思激进主义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中一个备受关注的主题.这一点也充分说明,反思文革作为一个理论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在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那里-的问题意识.从历史的脉络中探寻文革发生的思想根源,促使我们将新文化运动与文革联系起来
3、,因为几乎所有学者都同意,虽然其源头可以回溯得更早,激进主义的起点应当断自一九一九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而文革无疑又是激进主义的一个最极端的后果.(如余英时在一九八八年说: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就李泽厚提出这个观点的意图而言,最为明显的一点是重提启蒙的事业.既然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史呈现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既然新文化运动以后救亡压倒了启蒙,那么,当救亡问题不再是当务之急、基本上得到解决之后,新的时代的主调就应当从救亡转向启蒙,继续完成那因救亡而夭折了的启蒙事业.将
4、激进主义归因于救亡的现实需要而重提夭折了的启蒙事业,在李泽厚的写作语境里还包含着一层意思: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可以诉诸救亡的紧迫性赦免自己那一段激进的过去,从而对人民、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卸下包袱继续前进.换言之,李泽厚的变奏论实际上是想通过历史解释的理论技艺给中国共产党在后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转型开出一个通向自由民主的处方. 李泽厚在其历史写作中有效地贯彻了其介入现实的强烈企图,这一点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他这个粗糙的观点何以在思想界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将救亡与启蒙分而论之,以救亡压倒启蒙来解释现代以来的激进主义历史,实际上是让救亡来为激进主义负
5、全部责任,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启蒙的权威,为了避免将启蒙与激进主义联系起来从而对启蒙提出任何可能的指责.其最严重的后果,则是使得我们对启蒙本身的反思无法真正展开. 一些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倾向于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更截然地区分开来;而一些持左翼立场的学者也倾向于这么做,虽然是出于不同的理论目的和历史理解.李泽厚的策略比这种做法高出一筹,一方面他非常强调这两个运动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从两个运动中提炼出启蒙与救亡两个不同的主题.可以想见,他对这两个运动的理解较之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学者更有分寸感:新文化运动的主调是启蒙,但未必没有救亡的关切;五
6、四运动的主调是救亡,但未必没有启蒙的声音.他的问题在于,仅仅停留于这种粗线条的刻画而没有进一步提出更深刻的理论反思:五四以后的激进主义,难道仅仅与作为五四运动主调的救亡主题有关而与以启蒙为主调的新文化运动毫无关联吗? 心态正常的学者大都能看到,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非常激进的启蒙运动.但是,对于这种激进主义启蒙的真实涵义,迄今为止还没有深刻的揭示.理解新文化运动激进性的一个恰当角度是看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正如林毓生所指出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主流思想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是一种激进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但是从这个角度仍然无法将这种激进主义启蒙的实质内
7、涵充分呈现出来.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正面揭示,然而,我们往往习惯在破的意义上肯定民主与科学的价值,而不去深究,民主与科学在立的意义上是否存在严重的问题,换言之,我们往往不去认真地考虑,一种以民主与科学为主导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性,在陈独秀关于根本解决与最后之觉悟的关联性论调中最清晰地呈现出来.在发表于一九一六年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陈独秀提出,共和立宪是政治根本问题,要想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端赖于国人政治的和伦理的觉悟,此即吾人最后之觉悟,而伦理的觉悟尤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在
8、发表于一九二○年的《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陈独秀因服膺了马克思主义而提出以经济革命为根本解决政治问题的新方案,与之相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