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戏剧艺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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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里哀戏剧艺术的研究——理性喜剧的悲剧底蕴摘要：作为欧洲贵族时代少数几部喜剧成就最高的经典之一，莫里哀的《伪君子》通过展现达尔杜弗这个邪教士的伪善、瞄准他好色这根软肋、顺着他勾引艾耳密尔这条线索，揭穿了他未能得逞、奸险恶毒的用心以及这种伪善罪恶所必然产生的严重危害。这部理性驱逐神权时代的讽刺喜剧，通过笑来打击恶以纠正时弊，透过那些可笑对象的偏执行为与拙劣表现反思自身的劣性与敌人的可怕性；它绝非轻松的幽默与无聊的调侃，更不是拿肉麻当有趣的娱乐至死，而是具有一种“闹后趋静”、“乐极生悲”的艺术伦理效果，在理性透视里渗透着悲戚与阴沉，凸现了真理的相对游移，并使这部理性喜剧跨到了悲剧界限

2、的边缘。关键词：理性喜剧；讽刺艺术；伪善；贴近民间。一个编剧，死无葬身之地，但其作品却是法兰西喜剧院创办三百多年来上演次数最多的剧目；一个作家，身后无手稿流传，却仍被称为“法语创作中最全面最完满的诗歌天才”；一个演员，不肯离开舞台，宁愿放弃法兰西学院“四十名不朽者之一”的荣誉，然而，法兰西学院却为他立碑。这些颇有兴味的事情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集编剧、导演、演员、剧团负责人于一身的莫里哀。莫里哀崛起在那个宫廷趣味占统治地位的法国，这多少有些让人不可思议，须知当时法国乃古典主义的天下。古典主义是适应君主专制需要而产生的文学流派，其突出特点是依附王权、为王权服务，而且把史诗和悲剧

3、作为最高等的体裁；而脱胎于民间祭祀中的狂欢歌舞与滑稽表演的喜剧，在莫里哀成名前的法国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俚俗玩艺儿。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艺术氛围中，莫里哀让它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换言之，喜剧在本不利于其发展的时代和环境中偏偏获得了审美权力的合法性，“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从而完成了它自身的“经典化”过程[1]（P.43）。莫里哀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大师，他是欧洲戏剧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法国文学艺术中反封建、反教会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的喜剧是比巴尔扎克早诞生二百年的“人间喜剧”。在这些剧作中，通过他塑造

4、的316个人物，使我们看到了生活在十七世纪中叶法国各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形形色色的脸谱。莫里哀也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作家一样，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封建束缚。他把青年人纯正的爱情与封建顽固势力及金钱至上、自私自利放在对立的地位，同情青年们为爱情自由而进行的勇敢斗争；他把教会、贵族、资产阶级当作讽刺的对象，却把下层人民刻画成富有正义感的、头脑清醒、生气勃勃的人物。莫里哀独具一格的喜剧艺术给世人留下了永久的笑声，具有持久的魅力和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其美学价值是无穷而深远的。一、批判性的《伪君子》：理性喜剧的讽刺丰碑莫里哀主要生活在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时期，那是一个“朕即国家”的专制主

5、义时代。虽然当时强调国王意志有对抗教权的一定目的，而且也确使长期陷入宗教战乱的法国得到暂时宁静、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但“一个国王，一个法律，一个信仰”，致使一切都听命于宫廷。文学艺术也不例外，法兰西学院就是着眼于文化和文艺规范而成立的一个官方机构。古典主义趣味成为那个时代的文艺时尚，十九世纪的人们将其作为一种文学流派而冠之以“古典主义”的尊称，实际上它当时并无自觉明确的创作纲领或团体。因文艺复兴的余波和笛卡尔哲学的影响，那时的作家多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以此为旨衍生出崇尚“自然”和“理性”、重视规则、运用民族规范语言等创作主张。但是，具体到创作实践中则不尽然。从舞台演

6、出起家的莫里哀就质疑道：“如果照法则写出来的戏，人不喜欢，而人喜欢的戏不是照法则写出来的，结论必然就是：法则本身很有问题。”[2](P.92)在莫里哀的诸多作品中，最为人们称道的大概就是讽刺性的理性喜剧《伪君子》（又译作《达尔杜弗或者骗子》、《答尔丢夫》）。《伪君子》是莫里哀喜剧中功力最深、影响最大的一部，莫里哀为它花费了整整五年时间、三易其稿；为了争得它的上演权，莫里哀亲自为该戏写了序言，并且三次上书陈情路易十四。就此，有人说《伪君子》的创作和演出是莫里哀与“太阳王”在艺术与政治的“共谋”，“像《达尔杜弗》之类干预时事的讽刺力作，则不能完全排除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中某种程度上的‘遵

7、命’。”[3](P.34)《伪君子》又是莫里哀创作中战斗性最强的一部作品，它通过达尔杜弗的丑陋表演，对邪教士的伪善进行了尖锐犀利的揭露和批判。这部喜剧在艺术上充分体现了古典主义戏剧的原则，它结构严谨，矛盾集中尖锐，层次分明。譬如，按照“三整一律”，剧中地点安排在奥尔贡家就不能改变，而莫里哀能充分利用这个室内环境进行巧妙的艺术构思：大密斯藏在套间，奥尔贡躲在桌下，都是对于剧情发展有着关键意义的情节，达尔杜弗的求爱和艾耳密尔的巧计，离开这个室内环境就无法令人相信。另外，《伪君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