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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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老子“保密”的原因，使得《道德经》难读、难懂，“玄而又玄”。那么，《道德经》难读、难懂的表现何在？从《道德经》的内容来看，表现为“几多几少”：　　第一，讲道理多，命题少，甚至隐藏了命题。老子《道德经》的中心和命题是什么？在《道德经》中，老子开宗明义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就是《道德经》的中心和命题。显然，单从这句话看，这个中心和命题是不明确的。而只有对全文深刻了解之后，方才能够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具体说，这句话中的“道可道”，其前一个“道”指的是“规律”，而后一个“道”指的是“论证”，或者是“说明”。后面的“名可名”也如此。故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能够通过“物（或“悟”）理”的方法而可以说明、证明的规律，它就不是一般性的规律，而是特殊性的规律。这样，老子开门见山的就揭示出了两大规律，这就是：“刚强胜柔弱”的普遍规律，和“柔弱胜刚强”的特殊规律。   以此，老子揭示的“柔弱胜刚强”特殊规律，和阐明这个特殊规律适用的“条件”，而表现出了《道德经》的中心和命题。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和“刚强胜柔弱”都是“道法自然”的结果。其中，“刚强胜柔弱”是公理和常识，无需理论的证明；而“柔弱胜刚强”则是需要理论证明的。即可以通过“物理”的方法，进行说明、证明的。对此，在《道德经》中，老子为了说明和证明“柔弱胜刚强”也是一种“规律”，便从自然、社会、政治等等方面列举了大量的例子，如“水”、如“婴儿”、如“小国寡民”等等，反复进行了哲理性的论证和说明。正是如此，老子建构起了“柔弱胜刚强”的理论。由于《道德经》隐蔽了文章的中心和命题，故给人以错觉。这就是《道德经》难读、难懂的直接原因。　　第二，讲武术哲理多，打法法则少，并隐去了武术打法的方法。在《道德经》中，老子创新和揭示了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和概念，这就是“阴阳”、“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攻守”、“进退”观等等，及其“变化”观。这些观念，就是形成老子武术理念的哲学基石。而老子的哲学基石，必然产生武术理念；有武术理念，就必然有武术法则和方法。但是，具体的武术法则和方法，却大都被老子隐去了。正是如此，老子对《道德经》武术理念的哲学抽象的结果，难免使得人们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使得争论不休。故对《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在理解上的错误和偏差，是难读、难懂《道德经》的重要原因。    第三，讲“武学”多，“战争”少。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道”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柔弱胜刚强（也包括“刚强胜柔弱”）之道”；老子的“德”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制约和规范“柔弱胜刚强（也包括“刚强胜柔弱”）之道”的，使之“得道”并用于正道而不走入邪道的思想、行为规范。由此，表现出了老子“以德治道”的思想。老子将“柔弱胜刚强”之道运用于“武打”，则缔造了“武术”；老子将“柔弱胜刚强”之道运用于“社会”，则揭示出了“民心无敌”，及其“民主思想”、“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其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民主推进社会”的发展规律。   因此，老子的“武术”思想、“民心无敌”思想，及其“民主”政治思想，构成了老子的“武学”思想。正是如此，《道德经》讲“武学”多，其具体表现在讲“如何才能‘得道’”、“如何才能‘治道’”多，而讲“战争”少。由于人们不懂老子的“得道”和“治道”思想与“武学”的密切相关，也使得人们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引来诉讼不休。这是《道德经》难读、难懂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道德经》采取了韵文体的写作形式，显得行文无序，又通篇散漫的穿插了不少的哲理、哲言和类比、比喻等等，显得庞杂无章。而且，《道德经》一字千钧，言简意赅，一字把握不好，就可能曲解原意，甚至谬以千里。这些，都是导致《道德经》难读、难懂的间接原因。　为了便于了解《道德经》思想，这里，不妨将其条理化。故老子《道德经》的理论脉络是：首先、老子吸收和创新了伏羲及《周易》的“阴阳”观，及其“变化”观，以此，为其“武术”、“武学”奠定了哲学基础。其次、老子基于“阴阳”、“变化”观而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创见，这就是：提出了“柔弱胜刚强”来与“刚强胜柔弱”针锋相对。在老子看来，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刚强胜柔弱”表现为“统治思想基础”，是对统治者的抽象，而“柔弱胜刚强”表现为“被统治思想基础”，是对百姓的抽象。在一定条件下，“柔弱”可以战胜“刚强”。   从而充分表现出了老子思想是对统治者的“霸道”、“暴政”的批判和否定。这正是老子的武学思想之所以要保密的原因。最后、老子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适用的内在条件，而缔造出了“武术”、“武学”。具体说，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老子将“柔弱胜刚强”运用于“武打”，创新和揭示出了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和概念，形成了一系列的打法理念、法则和方法，从而将“武打”变成了“武术”。另一方面,老子将“柔弱胜刚强”运用于“社会”，并基于“以德治道”的思想，揭示出了“如何才能‘得道’”、“如何才能‘治道’”等“武学”思想，这就是揭示出了“德高道高”的“武学”思想和揭示出了“民心无故”的“武学”思想。 　　而且，将《道德经》视为“兵书”的最根本的理由在于，老子提出的“柔弱胜刚强”是对统治者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批判和否定。因此，如果说，“刚强胜柔弱”表现为统治者以武力为基础的“霸道”统治的话，那么，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则是要冲破和砸碎统治者的“武力”和“霸道”的统治，以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故在“柔弱胜刚强”与“刚强胜柔弱”之间，反映出了“以武制武”的原则和精神。   而这点，正是《道德经》“兵书”本质之所在。历史的看，老子的“武术”、“武学”思想，造就出了中国“武学文化”，并实际的左右了从东周到西汉的中国几百年历史。表现在：老子的“武学”思想，即旨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开启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老子的“武学”思想，即“民心”和“爱民”、“公平”和“正义”、“忘我”和“无畏”的精神，造就出了中国的“侠士”，孕育出了中国的“武侠文化”；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在西汉初得到了实现。   特别是老子的“武术”、“武学”思想完全被孙子、鬼谷子等人继承和发扬，从而使得中国“武术-军事”一体的“兵法”面世。这种“兵法”思想，上演出了诸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合纵连横，秦扫六合，并最终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威武雄壮的历史大戏，也使“中国武术”、“中国兵法”彪炳青史，万古不朽。从而深刻展现出了在国家、阶级这种“文明”延续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新的“文明发展里程碑”，这就是：中国的“武术”、武学“文明”和战争“文明”。所以，老子的《道德经》本质上无疑是一部“兵书”。作为道家思想的开创者，老子凭借《道德经》为国人所熟知，其在《道德经》中所阐发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毫不夸张地说，老子所创立的道家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让人称奇的是，自16世纪《道德经》传入西方后，老子及其思想也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和认同。　　　　海外初识《道德经》　　　　早在16世纪，老子的《道德经》就被译成西方文字，17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道德经》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西方人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渐传遍欧洲大陆。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经”3个字分别翻译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经典”（classic）3个词。　　　　老子的《道德经》传入德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其影响力甚为深远。从1870年第一个德译本后，《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多达82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也高达700多种。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最初正是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当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河图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惊呼“这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连连称赞中国人太伟大了，当即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由此可见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之父。　　　　莱布尼兹对辩证法的论述深刻地影响着伊曼努尔•康德，使康德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成为辩证法的奠基人和阐发者。而黑格尔师承康德，把老子学说看成是真正的哲学，将老子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哲学逻辑合理，充满生气，理论新奇，论述动人。黑格尔研究每一个命题，都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创立了三段式解读法。哲学家海德格尔更把老子的“道”视为人们思维得以推进的渊源。　　　　老子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也给予西方学者以启迪，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的大师叔本华其精神源头中就有着老子的影子。德国哲人尼采在读完《道德经》之后，大加称赞，说老子思想“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而托尔斯泰当年也曾说，自己良好精神状态的保持应当归功于阅读《道德经》。　　　　但是由于当时欧洲的文化并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术的现实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局限于欧洲的学者和文人圈子里，广大民众对于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了然。真正让整个欧洲民众认识老子、了解其思想的契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欧洲文化危机。　　　　一战后西方文化大危机 　　　　1914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8年大战结束，长达四年的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各国投入战场兵力达7500万人，其中死伤者达3000多万；因战争引起的饥饿和灾害导致1000多万人死亡；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总计高达2700亿美元。对于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欧洲来说，昔日繁华的城市沦为废墟，大批工厂、铁路、桥梁和房屋被毁坏。欧洲民众更是目睹亲友死于战场，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一战造成了一个满目疮痍、颓败不堪、精神备受创伤、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世界。“世界到底怎么了？”“西方文化到底怎么了？”西方人开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战爆发前，一位名叫斯宾格勒的德国中学教师便已对西方文化进行总体反思，在战后出版的名为《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没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有着生长、成熟、衰败的过程，最终无论何种文化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归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没落”恰是当时西方文化虚无的极佳写照。人们不禁深思，难道近二、三百年来光辉灿烂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于灭亡的命运，终将毁于一旦？经历一战的惨痛，欧洲人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寻求救世的良方。　　　　从东方寻找救世良方　　　　1919年，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写信给印度诗人泰戈尔，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欧洲文化的弊病已经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东方文化的精髓，不将东西文化融于一炉，就不足以言自存。也是在这一年，梁启超到达西欧参观，当梁启超向西方友人说起孔子、老子等中国传统思想时，那些友人听后都跳了起来，埋怨他“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给他们，真有些对不起人”。　　　　一战后，在欧洲人中兴起了一股东方文化热、中国文化热。在这股热 潮中，西方人发现，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最好的拯救良方莫过于老子和他的《道德经》。他们发现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处事原则、“无为而治”的行为方式，对弥补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强权意志，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热了起来。　　　　当时很多西方学者到中国来寻找失落情感的归宿和医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药方，像英国哲学家罗素就在1919年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国人提倡的礼让、和气、智能、乐观的人生之道远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学习中国的道德哲学。而西欧的民众尤其是青年，纷纷组织团体来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国当时著名的组织“自由德意志青年”和“游鸟”就以老子为精神领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学为依归，追求道家的境界。一些社团在章程中写道，德国的青年深受组织的束缚，拘束自己的创造精神，因此现在要以老子为导师，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权利和无条件的自由。1919年，德国诗人科拉邦德写了一篇《听着，德国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　　　　老子的思想由此在西欧影响广泛，当时有位名叫魏时珍的中国学生到欧洲留学，发现大学的教授十分热衷于与他探讨中国文化。一位姓陈的中国学生在欧洲旅行时，发现在一所乡村中学里，老师向学生讲授“无为而治”的道理，并盛赞老子学说比孔子学说深奥。当时老子成为欧洲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国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经》。　　　　对于老子的崇拜，在战败国德国体现的尤为明显，战争的失败使德国民众对西方文化弊病有着更深的切肤之痛。而老子的思想就像一剂清醒剂，直接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深受德国青年的崇拜，当时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战前德国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时怀中大半带一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现在的青年人却带一本老子的《道德经》。”　　　　几百年来，《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涉及17种欧洲文字，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高居第二，由此可见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背靠五千年培育民族精神:《道德经》引入大学课堂 [2004-5-1210:18:15]       新华网武汉５月１１日电 （李鹏翔 王煜）华中科技大学的熊良山副教授最近特别忙，他所开设的“老子道德经”选修课上，学生提交了１０００多份学习心得寻求指导。华中科大将《道德经》引入大学课堂９年中，共有８０００多名学生选修，作为一种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探索的新形式，受到广泛欢迎。 　　      传统道德经典引入大学课堂          《道德经》是２０００多年前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老子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的经典，被誉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作，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华中科大１９９５年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改革试点，１９９６年机械学院的熊良山教师开办了《道德经》选修课，开始尝试用《道德经》这一传统经典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和思想道德教育。今年３月５日，华中科大《道德经》研究中心成立，《道德经》的研究和学习将逐步向武汉地区高校辐射。          熊良山告诉记者，课程将《道德经》的８１章逐一进行解析，教学重在贴近实际，结合大量的历史和学生学习生活中的例子，告诉学生其实《道德经》的思想智慧就在身边。目前，《道德经》已经成为华中科大对学生感染最深、最受学生欢迎的选修课之一，每周要同时开４堂课，有１０００多名学生选修，讲课教师已发展为７人。在最近一次题为《老子智慧与大学生学习生活指导》的课上，数十位没有选上课的学生只好站在教室的走道上听。           “一帖慰藉心灵的良药”          学习后，不少大学生将《道德经》的思想指导生活实际，解决了自己遇到的难题。          电信学院的段士龙将《道德经》视为“一帖慰藉心灵的良药”。来自农村的小段入学后一下子失去了原来的优越感，感到十分失落、茫然，他从《道德经》第２２章的“宠辱”中学习到要正确面对宠辱。在老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思想指导下，重新振奋起来，最近还加入了学校党校的学习。     机械学院的迟瑛是被朋友拉到《道德经》的课堂上来的，中午还与室友吵了一架的小迟，听课后感觉心情舒畅了许多。通过一年的选修，原本性格急躁的迟瑛，做事不再毛毛糙糙，变得耐心又彬彬有礼。计算机学院的陈艳更是从“自爱不自贵”中领会到要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更多地为他人着想。     学生普遍反映，对中国古代先哲老子提出的以提高道德修养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自身的人文知识、个人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世能力也有了提高，心中更增添了一份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华中科大学生工作部部长马小杰指出，将《道德经》引入大学课堂，使传统道德文化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相结合，是一种探索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新途径。学工部正考虑在大学生辅导员中开展《道德经》的学习教育。           背靠五千年 培育民族精神          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硕士研究生于悠然认为，与历史上的一般道德学说不同，作为中华民族道德教育资源的代表，《道德经》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从人与万物产生变化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来解释人类应当遵循的道德规律，因此《道德经》提出的道德观念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和价值。          熊良山老师也表示，《道德经》对中华民族的很多传统美德如大公无私、敬业奉献、诚实守信、以德报怨、慈善俭朴等都有系统的论述，见解独到，令人信服，结合实际进行讲解，使学生对很多道理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学习中不会产生灌输的逆反心理，反而会将其用于指导实践，对于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产生了良好效果。          长年在大学中坚持人文素质教育的原华中科大校长杨叔子院士强调，要振兴中国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就要背靠五千年。《道德经》在大学开讲是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的结合，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我不禁想起30年代四川才子刘师亮拜访厚黑教主李宗吾的自报家门趣话。  　　李宗吾咄咄逼人：“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  　　刘师亮反唇相讥：“斩赤蛇，定天下，高祖姓刘！”  《道德经》从古至今注释者三千余家，出版发行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圣经），近二年已上升到世界第一。在中国历史上有四位皇帝为《道德经》作过注释，他们分别是唐玄宗李隆基的《道德真经注》四卷和《道德疏》六卷；宋徽宗赵洁的《御注道德真经》上下卷和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的《御注道德经》二卷。《道德经》是一部历朝历代学者已经研究了两千多年的皇皇巨著。其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美学、医学、军事学、社会学、伦理学、天文学、养生学，被誉为“万经之王”、“百科全书”。《道德经》不但影响了汉代以来两千年的思想史，而且也受到西方思想家的重视，已成为世界哲学宝典之一。《道德经》一书中的智慧，源于老子对世情的洞察；时代的战乱、社会的不安定、人事的纷争、生命的无常，点点滴滴积淀成老子的关于人性的修养、处世哲学、治国之道、军事哲学、养生之道等的智慧之学。例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第十九章)的思想，告诉人们清静无为可以养神长寿；“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的观点，说明世事常变化、矛盾和对立转化是永恒不变的规律，福祸相互转化的道理。“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教导人们不要追名逐利；“无为而治”的观点，又指出了领导艺术的至善境界……《道德经》不仅是一部哲学经典，而且它的文字简洁、辙韵强劲，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因此，有人说《道德经》是哲学的诗化表达。但是，它比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更具有完整、丰富的哲学内涵和人生哲理。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哲理成语，比如“祸福相倚”、“知足不辱”、“大智若愚”、“哀兵必胜”、“和光同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而不恃”等等，都源自于《道德经》。字字珠玑、如同警句一样开启我们的智慧，激发我们的灵感，警醒我们的意识，使我们神游天界外，道由意中来! 老子是西方人最感兴趣的哲学家之一。从16世纪开始，西方人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据西方学者统计，从1816年至今，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有250多种，如今几乎每年都有一到两种新的译本问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曾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国情咨文中，也曾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1992年，在已有多种英文译本的情况下，一种新的5720字的《道德经》英译本，又在美国为8家出版商争夺出版权，最后哈泼公司以13万美元买下，创下了美国出版权费用的最高记录。目前，在西方影响最大的《道德经》译本是当代英国汉学家韦利的英文本，题为《道及其力量》。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经”3个字分别翻译为“道路”（theway）、“德性”（virtue）和“经典”（classic）3个词。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仍然有人把《道德经》分作《道经》和《德经》。但目前通常采用的译名是用汉语音译“DaoDeJing”或“TaoTeChing”。     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是较早接受老子思想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他从到过中国的传教士那里了解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曾试图翻译《道德经》。他根据老子的阴阳学说提出的二进制思想，是现代数理逻辑的雏形。现代哲学中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是叔本华和海德格尔。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都从老子那里得到了精神支持。     海德格尔更是被认为是最直接地从《道德经》中吸取了思想资源。1946年春，57岁的海德格尔曾与台湾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了《道德经》的一部分。据说，海德格尔的书房里就挂着萧师毅手书的一幅书法：“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此句出自《道德经》第十五章。当友人远赴东方时，海德格尔在致信中还附上了他翻译的《道德经》第四十七章，以表别离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哲学家阅读老子思想，都是要从中获取能够拯救西方文明危机的良方。而他们也的确发现，《道德经》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解、为人处世的中庸态度、德性培养的修行方法等，对弥补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强权意志，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后现代主义提倡的无中心、无基础、轻理智、重陶冶等相对主义观念，都被看作从道家思想中得到了启发。无论是美国的罗蒂还是法国的德里达，他们都明确表示自己的哲学理念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