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新结构走向“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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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力新结构走向“定型”　　随着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闭幕，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任已经近两年。经过一中和二中全会的人事安排，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姊妹篇”，其执政思路已基本清晰，影响中国接下来10年左右乃至更长周期的政治因素得到基本确定。　　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不仅如前两任一样，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多个主要职位，而且，通过“打老虎”和组织机构的调整等多种方式，加强了中央和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可以说，本届中央执政集体已经鲜明地打上了他的个人特色，梳理其治国理政的大致轮廓，对理解这一轮中国的政策周期至关重要。新权力结构体系

2、　　过去两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执政党和在其领导之下的整个权力体系的大变动。不仅是在强烈的反腐风暴中，大量低至科级、高至正国级的官员纷纷落马，整个权力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出于对“文革”中个人崇拜导致的重大恶果的警惕，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一直提倡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到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时代，“党内民主”一度成为中共党内理论专家的讨论热点。甚至有学者曾把最高层的集体领导制称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相对于中央层面的“集体领导”，地方一把手在自己所辖范围内往往权力巨大，缺乏制衡。如何制衡“一把手”的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党内反腐败和解决权力滥用问题时的讨

3、论重点。“政令不出中南海”也一度成为政坛流行语。　　一个社会广泛认同的看法是，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需要进行经济升级和政治社会领域更为公正的制度化建设，而其主要阻碍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坐大，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过大。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可选。　　从目前看，本届领导人破解难题的方法是集中中央包括领导人的个人权威，统一做出重大决策，并通过严密的体制内力量监督，促使各个层面来“贯彻落实”。　　具体到组织结构方面，在中央一级，通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新的超常规机构的设立，最高领导层整合了“顶层设计”的重要权力，同时通过加强纪委系统的垂直管理和司法系统的去地方化等措施，加

4、强对地方官员系统的监督和掌控。　　反腐这一对中共并不新鲜的主题，在过去一年多，成为保障这一政治目标的重大手段。作为自2013年以来持续影响中国政坛的最重大主题，剧烈的反腐风暴一直延续到现在。持续良久的“大老虎”周永康案终于在最近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这一轮反腐，一方面进行全社会各方面的清查，另一方面，也可以明显看出几大主要波及领域，包括地方政坛的四川和山西，石油系统，发改委的价格司和能源局等。反腐为改革开路的迹象明显。2014年底首次进行的对国企等的专项巡视，进一步将这个逻辑清晰表达了出来。　　军队的反腐和改革则值得更大关注。从习近平的履历可见，1979年他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5、，即是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秘书一职。在党内军内对军队和国防改革的宣传中一再强调，这一轮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由“习主席亲自运筹、亲自指挥”，同时，多位军内高官曾同期发文表示拥护习的领导，反映了习近平在军队系统内已经树立起来的威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曾经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成为中共建国以来因腐败被调查的最高级军官。与党政系统相比，军队反腐历来更为敏感，不易进行。“军内大老虎”的落马，使人感受到了更大的震撼力。　　一度，曾有舆论认为，在系统性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反腐揭盖子可能让外界看到更多恶性贪腐，可能会大大影响执政党形象。但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显然对此并不认同，而是以刮骨

6、疗伤的勇气进行深挖严追。　　在现代政治中，“话语即权力”这一思想深入人心。一向看重“笔杆子”的执政党，显然对此深有领会。由此，此轮权力重整不仅是在组织方面大动刀斧，更是试图从思想上“落笔”。9月30日，中国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3000余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其发言被称为“8?19重要讲话”，下发各级学习。今年的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文艺为谁服务，这一多

7、年前中共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要解决的重点课题，在多年以后，“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地重返中国社会。　　文化的中国化是习近平阐述文艺政策的一大方向。他曾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要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比如，具体到加强中小学课本的古诗词内容。事实上，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是认为中国要走独特发展道路，以及政治制度要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流行的“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政治概念，也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