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赠答文化比较研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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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两国赠答文化比较研究安培（湖北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68)摘要：本文通过比较中日两国赠答意识的变迁，体现出日本人的“求和心理”和中国社会将“礼”作为治国安民之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的现象，通过比较中日两国赠答双方使用语言、赠答品的不同，揭示日本的AA制和“日本式经营”之终身雇佣制与赠答“互酬性”之间的关系，通过中国赠答“功利性”揭示出中国“较大的中国权力距离PDI指数”关键词：赠答互酬性求和AA制日本式经营权力距离众所周知，自古以来,送礼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一件理想的礼品对于赠送者和受赠者来说,都能表达出某种

2、特殊的愿望,传递出某种特殊的信息。赠答被认为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反映了一人的一种归属意识。赠答是日本社会一个古老且被制度化了的习惯,尽管在日本，从近代起“虚礼废止”的呼声从未间断过，但日本国民却一直坚持着这一传统的交际行为。中国人也一向崇尚礼尚往来，汉代学者何林在《春秋公羊传解话》中称:“中国者,礼仪之国”，中华民族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春秋公羊传解话》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礼记·曲礼上》就有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西汉·戴圣《礼记·曲礼上》：“礼尚往来。往

3、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指礼节上应该有来有往，现也指以同样的态度或做法回答对方。但同时作为一衣带水的送礼大国，中日送礼文化还是有很多不同。1日本赠答意识的变迁日本，圣德太子设定的日本宪法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和为贵，写着「和を以て貴しと為し」。日本人以“和为贵”，体现出浓重的义理观、互酬性。1.1咒术意识---基于敬畏意识的与神求和由于日本赠答习惯来源于祭神和祭神的人的共食现象，所以，赠答习惯最早反映了人与神求和的强烈意愿，古代日本人深信自然界的万物均是神的赏赐，神灵决定每年的丰收情况，神灵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左右世间万物，如果不能在重大节日向神灵表敬，那么就会受到神灵的

4、惩罚，所以，日本人在重要的节日，都要选择上好的稻谷或由它制成的食物向神灵进贡，以此表达对神明的尊敬并祈求生活富足，平安古代人在咒术观的驱使下，通过赠送神圣有力的礼物表达对神灵的敬畏之情，寻求人与神灵的和谐关系。1.2集团意识--基于共存意识的与人求和赠答习惯经过神人共食阶段后，开始普及到人们的日常交往中，随着义理观的形成及普及，赠答行为被公认为交际的重要手段，促进人们之间的和谐交往，所以这一阶段与人求和的心理得以显现，日本人认为，只有按照集体或社会的规定去生活，才能感到踏实，所以所有的日本人都按照义理去行事，以避免被孤立到集团之外的危险，赠答习惯就是促进自己与集团和谐相处的有效手段。日本

5、农村有一种称为“村八分”（むらはちぶん）的惩罚方式，也被叫做“共同绝交”，就是指在集团生活的十个共同生活活动中，对于违反村规的人，全村人们除了丧事和火灾以外，停止与他进行其余八个交流活动，这是一种消极的惩罚方式，对日本人来说也是最为严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严守集团秩序，按照义理来履行自己的义务。1.3人情意识--基于共感意识的情感融合日本学者本居宣长曾这样写过，所谓人情为何，并非仅止于男女恋爱之事，不只是男女之间平常愚痴慨叹这类哀伤悲惨之忧愁，而是不轻蔑所有世上众人的无明迷惘，无论是对于任何事情，要能亲切’体谅任何人，确确实实地理解其哀伤，如此方可成为真正理解人情者。如果在故事里描述

6、人心中的想法是怎样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能体会世间万物的哀愁、心中之情，能理解世人的新的人是值得赞赏的；相反，如不能体察万物之哀、无情无义，无法理解世人之心的人为万恶之人。[1]人情具有和情相同的性质，感受和体察人的喜怒哀乐，并能引起彼此的共鸣。它与义理是一对正相反的概念，义理强调外在的约束力和规范，而人情主张与他人的共鸣，强调自身流露的真情实感。近代之后，日本社会里出现的母亲节、情节和生日等等非传统的赠答习惯受到全社会的追捧，在表现个人欲望及个性的同时，也明确了日本民众寻求感情融合的文化心理。2中国赠答意识的变迁2.1基于治国安民之礼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

7、以礼让为国，如之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不仅视“礼”为治国安邦的基础，并且把“礼”发展成为一系列立身行事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它，因为这是一个人应有的社会品节。大思想家荀子则把礼与法相提并论，说：“礼者也,治之始也”，“礼仪制而制法度”，“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跟陷溺。”荀子强调礼是一个人行为处世的准则。管子主张：“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仓康实而知礼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