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道德文化的形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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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两国道德文化的形态比较--------------------------------------------------------------------------------□韩东育虽说中日两国文化同源，但道德差别之钜，令人咋舌。这种区别古已有之，而于今为烈。一百多年前，有人这样描述日本：「男女皆微笑待人，无言辞激烈、貌失和悦者。余居之月余，每日徜徉街市，未见有吵骂斗殴者。」1一百多年后，仍有人这样介绍日本：在日本留学两年，竟未见到过一次吵架，令人不可思议。有谁被自行车撞了，不慎撞人者会马上说声

2、对不起，以示歉意；而被撞者也几乎同时在说：失礼、失礼2！从根本上讲，中日两国间的反差，决定于双方对道德原则的不同选择及方向相反的下行实践。它不仅塑造了两国民众的不同道德面貌和文化形象，更带来了迥异的社会后果。在中国上下痛感自身道德体系存在严重不足的今天，对该问题提出讨论，是有意义的。一日本人「礼」重于「仁」的道德择向辜鸿铭当年造访日本，曾对日本人的道德特征作过一些描述。他认为，日本男士非常「达礼」，可见其内在修养之佳；日本妇人「容貌昳丽」且待人热情，足见其「心地善良」。对于中土民风不若日本的现实，他的解释可

3、谓语出惊人：唐代的中国人就是现在的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3！辜氏的这番议论，至少透露出国人观察日本时容易犯的两个通病：一是用「知行合一」或曰「表里如一」的价值模式来套用日本的痼疾，二是用历史的光荣来掩饰现实窘迫的陈腐的「大同」意识。事实是，中日之间，「异」才是绝对的，而「同」不过是表象而已。日本是「守礼之邦」，日本人也名副其实地在守礼、守规矩。然而，关于对日本人何以守礼问题的认识，恐怕也只有从「异」的角度着眼，才能获得一二接近真实的要义。对此，我们不妨把结论放在前面，即日本人的「礼」，往往表现

4、于人的外在伦理层面而非内在道德修炼，其作用亦多体现为稠密人际关系之社会公德而非「慎独」、「良知」、「孝悌仁爱」之一己私德。一定意义上讲，日后中日两国「礼」之揖别，亦刚好从此发生。就是说，与日本人「重外而轻内」之「礼」论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道统系列更看重的，乃是「重内而轻外」。对此，李泽厚的把握可供参考4：在中国儒学，不管是朱子学或阳明学，都是「仁」重于「礼」，对内在心性的主动塑造和追求远重于对外在规范的严格遵循和顺应。……日本则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等礼文细节的坚决确立和严

5、厉执行，而并未去着重内在心性的塑造，特别是没有致力于各种意念、情欲具体的理性化和「合理化」即道德化。仔细观察，这貌似简单的轻重选择，实际上均有着并非简单的理论依据。就「终极关怀」而言，中国道学家的理解未尝没有道理。但就人情本身的特点和现实的有效性来说，日本人的理论和行为，诚不可忽视甚至无视。日本近世思想界，在思想家、尤其是「古学派」思想家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转变，那就是：私德标准向公德标准的蝉蜕和公德标准优位观的确立。这一转变的比较早期的推动者，是「古学派」重要奠基者之一的伊藤仁斋（1627-

6、1705）。有感于外在礼仪的阙失和人性与道德的异质特点，他认为，朱子学的人性与道德的连续性思维，其实是一种空论。因为「性」因人而异，以「本然之性」作为内在的普遍道德标准，并不具有「达于天下」的意义。相反，称得上真正道德标准的，倒是外在于个人之「性」的「仁义礼智」：「仁义礼智四者，皆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道德者，以遍达于天下而言，非一人之所有也。性者，以专有于己而言，非天下之所该也。此性与道德之辨也」5。不难发现，伊藤仁斋的观点，不但与朱子学扞格不入，且与孟子的「仁义礼智根于心」和「心→性→天」之内生道德外推

7、论之间，亦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差别，尽管「语孟」体系的确立使他不得不在形式上为孟子回护、辩解甚至引为同调。而且，笼而统之地以「仁义礼智」作为公德标准，不是失之粗疏，就是失之混乱。可如果说，把「礼」作为「公德」提出，不失为伊藤仁斋对日本近世思想界的重要理论贡献，那么，「礼」本身并不等于「仁」和「智」，与「义」亦有所区别的事实，却没有引起他的应有重视。而「礼」在习焉不察间可成「私德」之渐等重要意义，就更为仁斋宏论所阙如。于是，「古学」界便出现了对伊藤仁斋「接着说」的荻生徂徕（1666-1728）。荻生徂徕是「古学派

8、」的集大成者。他接着仁斋的话题，首先并诋思孟程朱，对儒家的「心性、性理」私德论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他指出，作为私德标准的性善说，其实不外是心里的揣度而已。孟子的「以心治心」说，看似至理，实属「私智妄作」。何则：「治之者心也，所治者心也。以我心治我心，譬如狂者自治其狂焉，安能治之？」而与「心无形，不可得而治之」一样，理学家所如法炮制的「理」又何尝不然？故曰「理无形，故无准」，故曰「天理人欲说……无用之辨也」6、「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