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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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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哀情文学:《玉梨魂》、《雪鸿泪史》&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中国风系列)哀情文学:《玉梨魂》、《雪鸿泪史》&鸳鸯蝴蝶派的小说 近代上海,在社会性质发生变革的同时,其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城市社会的人员结构不同了,文化诉诸的对象也不一样,过去是士大夫特权的文化,在某种机制的催化下,成为了社会上更大一部分人的消费。要评价文化上的这些变化对于文化发展本身的利弊,也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研究清末民初开始的文化转型是在如何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却是历史研究中很有意义的工作。 应该说,清末民初的“小说革命”其实际影响对于上海、广州这
2、样的沿海开放城市和对于中国内地是不一样,在中国其他内地,小说革命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在民国建立以后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发生更大的作用,而对于上海等沿海城市,因为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造成了人们对于文化生活的新的要求和趣味,新的小说就在这样的时刻成长为城市的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融入整个都市生活中。写作成为职业,阅读成为消费,在都市社会经济结构下变成了现实。当然,这个过程在晚清就开始进行。 民国初年的上海文坛,是一个小说风行的时代。上海小说的繁荣始于晚清,这个过程实际上同近代上海城市市民社会的兴起密切相关,近代小说的读者就是那些近代城市中
3、正在成长的新市民。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造成社会中人们文化趣味的变化。晚清上海小说的发达正是新的文化趣味的表现之一。有人认为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对小说的鼓吹,造成了小说较高的社会地位。其实正相反,是小说在一般市民中日益蔓延的流行趋势,使得梁启超等人产生了利用小说进行政治思想宣传的愿望。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功利性是十分明确,而且他们那种广告式的语言,把小说变成了一种神话:“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比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
4、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至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新小说始。” 本世纪初年的政治小说,只是满足了当时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并没有对社会也没有对文化提供更多的新东西。世纪初的亢奋过去后,上海社会又回到了原来的正常生活中,小说重新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项内容。不过,社会心态很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小说的欣赏也跟着起了很大变化。同时,从晚清到民初小说风格的变化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信息,民初上海的文化消费者比晚清要年轻得多。晚清上海流行的狭邪小说、谴责小说,在民初
5、已经渐失影响,取而代之的是哀情小说。这表明晚清的小说读者大多数还是旧文人,到民初,小说读者已经有了大量的学生(包括女学生)。 一、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源流 哀情小说,也称鸳鸯蝴蝶派小说。“鸳鸯蝴蝶派”一词的出现是带有贬义的,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一些主张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对民初活跃在上海文坛的一批文人作家的一种创作倾向的概括。据研究者考证,较早提出“鸳鸯蝴蝶派”这一名词的是周作人,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研究会上讲演《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提及“《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 周作人这里的“鸳鸯蝴蝶
6、体”的意思是指专写艳情的小说。1919年1月12日,周作人在《每周评论》发表的《论“黑幕”》一文中曾写到:“到了袁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外国的东西,便又不值钱了。大家卷起袖子,来做国粹的小说;于是《玉梨魂》派的艳情小说,《技击余闻》派的笔记小说,大大的流行;”周作人在这里把鸳鸯蝴蝶派作为复古思潮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在1919年1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1期《新潮》杂志上,署名志希的《今日中国小说界》一文,将民初的小说分为三派:一为“罪恶最深的黑幕派”,二为“滥调四六派”,三为“笔记派”。其中,在“滥调四六派”中就列举了徐枕亚的《玉梨
7、魂》和《余之妻》、李定夷的《美人福》和《定夷五种》。钱玄同在《“黑幕”书》一文中谈到:“其实与‘黑幕’同类之书籍正复不少,如《艳情尺牍》、《香闺韵语》及‘鸳鸯蝴蝶派小说’等等”。 很明显,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人士眼里,“鸳鸯蝴蝶派”主要是指民初的艳情小说。 他们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批判主要基于道德上的,认为这类小说“贻误青年”“陷害学子”。对于民初艳情小说,一些保守的人士,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就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艳情小说是“青年之罪人”:“近来中国之文人,多从事于艳情小说,加意描写,尽相穷形”“一编脱稿,纸贵洛阳”,青年子弟,“慕
8、而购阅”,结果“毁心易性,不能自主”。艳情小说造成了“今之青年,诚笃者十居二三,轻薄者十居七八”。 新旧人士一样反对艳情小说,只是,新文化人士认为那是复古的祸害,旧派人士认为那是趋新的弊端。实际上,被称之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并没有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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