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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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嵩山少林寺，钟鼓楼前竖有《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从左、中、右三个方向，可分别看见孔子、释迦、老子像，“三圣合体”，碑上还有“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等赞语。该碑立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形象地反映了在明清时期，“三教合流”是全社会共同推崇的主流思想。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走卒贩夫，这是他们最能接受的信仰模式；他们的崇拜对象，综合了孔门圣贤、诸佛菩萨及道教神仙。　　两汉之际，汉民族以儒家为主、糅合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思想的宗教文化形态基本成型。此时传入的佛教，打破原有的宗教文化格局，逐渐改变中国宗教的生态分布

2、，自此而有儒释道三家的互动。三教关系，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言，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上的“头等大事”①；三教合一，是历史上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最后归宿。这个融合过程，在南北朝后期渐露端倪，在北宋大致成型，到了明清社会则已登峰造极。　　本文立足于三教合流过程中各自的思想立场与对话策略，依据历代“三教合流”的言论，分析归纳三种不同的类型，三教平等、三教同归、三教同源，借此表现传统儒家社会协调宗教关系的处理经验。　　一、儒家的主导地位与三教平等　　儒释道三家，在历史上有多种不同的称谓。“佛教”一词到东晋中期才被广泛使用，此前主要使用“佛道”或“神道

3、”；现在所指的“道教”，实际要到东晋末期、南北朝初才算正式出现。“儒教”的称谓则在魏晋之际已很流行②。以“三教”统称儒释道，始于南北朝的北周，约公元6世纪中后期；而到唐朝，“三教”的说法通用于朝野上下③。到了中唐，三教被形容为“鼎”之三足。④从此，中国文化的结构，逐渐被认为是儒释道三足鼎立，乃至于今天的“国学热”，仍以儒释道三教为其主体。　　这里需要首先说明的是，现代汉语常把“三教”直接等同于三种“宗教”。但在中国传统典籍里，“三教”之“教”，仅是“教化”之意，而非现代西方宗教学所说的“宗教”(religion)。譬如，天台智者大师说，“

4、教是上圣被下之言”(《摩诃止观》卷一上)。本文从广义的“宗教”定义出发，把儒家视为一种宗教，“三教”因此是三种宗教的简称。在儒释道三足鼎立的传统社会，无论是在国家的政治秩序，还是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儒家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杨庆堃先生以“一主两从”的主从关系，说明儒家与佛道两教的关系。⑤汉代以后，儒学的政治化与宗教化，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教化内容。儒家以“礼教”的形式对佛道两教加以抑制或整合，提供了一套支配着中国人生活的道德伦理规范，佛道两教的教义或戒律须与儒家的这套规范相适应。　　在传统社会，儒家的代表主要有两类：封建帝王与博学儒士。

5、身份地位不同的这两类人，在处理三教关系时，观点并不一致。历代帝王比较讲究三教的实际功效，注重平衡三教，持“三教平等”的对话策略，佞佛或佞道的帝王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儒门大家，特别是中晚唐以后，常以辟佛老为己任，却又暗通佛老，在深层次上会通三教。　　1.帝王的三教平衡　　儒释道三教虽有“一主两从”的关系格局，儒家拥有政治上的独大势力。但这并不意味，佛道两教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逊色于儒家。其实，若从信众的数量、典籍的流通来看，佛教的势力最大；若论思想的根基，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影响最深。　　佛教认为，抄写、读诵佛经具有无量功德，既能消

6、除业障，也能禳灾祈福。譬如《金刚经》以种种譬喻说，“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金刚经》，功德无量。这种观念刺激了佛经的传播，民间的写经、刻经蔚然成风。隋代开皇年间，天下之人竞相抄经，导致“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五)。如果稍加考察比较当前中国各地的佛庙与道观的数量与规模，就很容易看出佛教势力远远超过道教的现象。不过，这种数量的多寡，并不能说明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就比道教更强大或更深入。中国人的许多观念，譬如长生不老、消灾祈福等，都与道家道教密切相关。鲁迅有句广为引用的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⑥，揭示了道教之

7、于国民性的深刻关系。在道观数量偏低的背后，反映了道教灵活的组织形式。民间活跃着一批类似于“民兵”的道士，他们平时从事正常的劳动，若遇法事活动，就能披上道袍扮演道士的角色。这使道教与民间社会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有时让人很难厘清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差别。　　佛道两教对中国民众既然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封建帝王岂会等闲视之？特别是在隋唐时期，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吸纳了一大批知识精英，他们或习梵语翻译佛典，或精研佛理创宗立说，像天台宗创始人智顗(538-598)、唯识宗创始人玄奘(600-664)、禅宗六祖慧能(638-713)等，都是代表时代精神高峰的思想

8、巨子。宋代的张方平(1007-1091)因此无奈慨叹：“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引自《扪虱新话·儒释迭为盛衰》)。究其原因，佛学注重个体的心性修养，迎合了知识精英的心理需求，而政治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