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式领导：三元模式的建构与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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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長式領導：三元模式的建構與測量家長式領導：三元模式的建構與測量鄭伯壎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周麗芳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樊景立香港科技大學組織暨管理學系家長式領導是華人社會特有的領導型態之一，其特色是在一種人治的氛圍下，彰顯父親般的仁慈與威嚴，並具有道德的無私典範。針對此一現象，目前已有文化根源的分析與概念的探討，可惜仍未有量化的實徵性研究，理由是欠缺具一定信、效度的工具，來測量此一概念。本文的目的即在過去的研究基礎上，補足此一缺口，根據家長式領導的三種組成要素：威權、仁慈、及德行，來編製家長式領導量表（PaternalisticLeadershipScale，PLS），並以確認性因素分析（c

2、onfirmatoryfactoranalysis）來檢驗其概念建構。結果顯示，在台灣企業組織與教育組織的樣本中，證明了此量表具有不錯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且不論是仁慈、德行、與威權分量表，或整個家長式領導三元模式的確認性因素分析，皆現出不錯的建構效度。最後，討論了本研究的結果及家長式領導的未來研究方向。關鍵詞：仁慈領導，威權領導，家長式領導，德行領導，確認性因素分析《本土心理學研究》，2000年12月，第14期，第~頁51家長式領導：三元模式的建構與測量一、前言西方的領導研究在經過多年的發展後，已經形成兩大潮流與研究途徑，有一方採取準則式的研究途徑（nomotheticapproach），堅

3、持領導現象與領導內容應該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不太應該受到文化、地域、國家的影響，甚至宣稱有全球化的領導作風（House，Wright&Adifya，1997）存在，認為有效的領導行為是全球劃一的。另一方則採取特則式的研究途徑（idiographicapproach），主張雖然領導也許是全球共有的現象，但領導的內容卻是鑲嵌在文化之下的，隨著文化的不同，領導的內涵與效能是有差異的。在某些文化證實是有效的領導行為，在另一文化、地域或國家，則不見得如此（如Chemers，1993；Hofstede，1980）。究竟領導是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規範？抑是一種鑲嵌在文化底下的特定行為？目前組織行為學界對這種

4、爭論雖然未有一致的共識，但對文化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而言，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文化差異性（culturaldiversity）的理論與管理卻變得日益重要。以文化研究者而言，早就擺脫了現代化與傳統化的對立觀點，而從多元文化兼容並蓄的觀點來說明全球化的現象。以實務工作者而言，海外管理者是不能光靠一套由西方或母國發展出來的管理與領導規範，就可在異國管理上奏效；甚至不但未能產生正向效果，反而具有負面作用。這種看法對實務工作者而言，早就是一種常識。在管理學術研究上，也有許多研究與個案也已經證實了各地區、國家或社會，文化價值觀是不同的，管理必須配合文化的殊異性，方可奏效（如Hofstede，1980；H

5、ofstede＆Bond，1988）。一個典型的例子，是Hofstede（1980）針對全球四十幾個國家的IBM51家長式領導：三元模式的建構與測量員工進行文化價值觀的研究，從個人主義、權力距離、不確定性的規避、及男性化等四個層面，來剖析各國的文化價值，結果發現：(1)四十幾個國家可以形成數個迥然不同的文化群；(2)以華人社會而言，相對於英美等西方國家，華人的國家，如香港、新加坡、及台灣，在文化價值上十分相似。Hofstede與Bond（1988）並據此質疑美式管理放在不同的文化區域，必然能展現其原有的效果的論述是錯誤的，且肯定「橘逾淮為枳」的現象是十分可能發生的。西方，如英美諸國所強調的

6、個人主義，以及上下之間的權力距離較小、彼此較為平等的傾向，與華人社會所強調的集體主義與上下權力差距大是十分不同的。這種不同不僅在東亞四小龍中所現，針對中國大陸的研究亦肯定了上述差異（如Birnbaum&Wong，1985；Chong，Cragin＆Scherling，1983；Lai＆Lam，1986）。另外，從社會比較的觀點，亦證實了華人社會與其經濟發展所表現的是一個特殊的發展軌跡，而非西方式的（Boisot&Child，1996；Hamilton，1997）。如果華人社會的文化價值與西方的差異是明顯的，則西方所發展出來的領導模式，硬是套用在文化十分不同的華人社群中，就可能發生「削足適履

7、」的問題，不但無法捕捉華人領導的原有風貌，甚至可能發生歪曲事實的情形（Smith＆Bond，1993）。而且過份強調彼此間的相似性，就會忽略了更顯著而重要的獨特現象。近年來，華人所支配的經濟體（如東亞三小龍及許多東南亞國家）51家長式領導：三元模式的建構與測量發展頗為迅速，以致華人企業管理哲學及實務，受到了許多研究者的重視。他們都從華人主位的立場出發，去探討華人企業的組織類型與高階領導，並指出了華人企業的領導擁有清晰、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