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与课题申请(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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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意识与课题申请复旦大学中文系我的博士后研究课题是《南来作家与冷战时期的香港电影》，并以此申请博士后研究基金。对于我来说，撰写该申请的过程亦是进一步整理研究思路的过程。按照面上资助的申请要求填写表格的过程并不是机械而被动的，而应该把“研究目标”、“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等填写项当作一种自我追问，然后展开思索，力求回答清晰明确，这不但有利于评审专家准确迅速地把握该研究的内容，同样也是一种有利于今后研究的自我训练。在对研究课题的阐述中，首先应当彰显问题意识，这是我们为何要从事该课题研究的思维起点。它关系到我们对该领域研究现状的把握、研究切入点的择取、拟解决的关键

2、问题以及对研究意义的理解。就我的研究课题而言，它既与我多年的研究有一定的连续性，又与我博士毕业后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高校工作的切身经历有关，同时也是令我兴奋和好奇的研究空白点。我博士阶段的研究聚焦于1930、1940年代的现代作家在上海的文学活动，这些作家中有一部分在1949年前后南下香港成为香港文学史中的“南来作家”。由于香港与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同，这些南下香港的作家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边缘甚至“空白”，而香港文学史中对他们的研究又局限在他们香港时期的文学创作上——这样的断裂和遮蔽成为我的兴趣点。我的博士后导师陈思和教授又进一步提醒我：相对于香港的“南来作家”正是以中国内地为

3、着眼点的“南下作家”，对于他们的研究应当扩大眼界，放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视野下考察，通过对两地不同文化生态以及这些作家南下香港之后的自我调整的考察，思考如何有效理解香港文学文化发展脉络，并最终找到合宜的方式将其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问题。我对于问题意识的认真梳理，也就连带着清晰回答了课题申请中对于研究现状、研究意义、拟解决关键问题以及创新之处的问题。说清楚问题意识，也就表明了论述目的以及针对对象。接下来的阐述，应当有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研究对象。如果研究对象没有清晰的界定，不但不利于自己的研究，也让评审专家觉得摸不着头脑，认为该研究者缺乏认真踏实的态度以及充分的知识准备。界定越清晰

4、具体，就越利于自己的研究和他人的理解。我最初的研究课题名为“上海文人与冷战时期的香港电影”，“文人”的概念看似比“作家”宽泛，更利于我在研究中处理一些边缘人物。但在实际的研究中，这种定义上的模糊使得研究漫无边际失去限制，恰恰带来了很多麻烦和困扰。将“文人”改为“作家”后就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界定标准，同样是因为必须摈弃界定上的模糊性，我又进一步将“上海文人”改为“南下作家”。宁可缩小研究范围，也不做大而无当的研究，令人不知所云。再根据对“研究条件和基础”的思考与撰写进一步限定研究对象，并根据研究对象铺展开“研究内容”。认真完成研究基金申请主体部分的撰写，对自己的研究课题无疑是一次受益匪浅

5、的再思索和检验。而接下来对于研究课题所需的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就是课题研究展开的基石甚至关键所在了。由于《南下作家与冷战时期的香港电影》这一课题研究所涉及的南下作家，除张爱玲外都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相对较为边缘却并非不重要的作家：如早年在上海从事话剧的姚克、宋淇；著名鸳鸯蝴蝶派作家陈蝶衣；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从事报纸编辑工作的易文等等，对他们的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甚至空白，对他们文学电影活动的发掘和整理，是对作家个人研究的补充和完善。他们在由北到南的空间移动的同时，也开始了由文学到电影的迁徙。对于这部分史料的搜集与考察，由于空间上的隔断（香港与上海/大陆）以及专业门类（文学与电影）的区分，

6、形成了很大的缺失，却也为本课题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我利用沪港两地的图书馆以及电影资料馆，穷尽一切可能搜集与他们相关的书籍和资料。第一轮文献搜集是以个人为单位，搜集相关资料，并为每个南下作家建立档案，便于找寻和研究。第二轮文献搜集以研究专题为单位，搜集相关资料，并对之前的作家个人档案资料进行整合。力求做到全面。同时，因为我的研究涉及到文学和电影两方面。所以，我也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中国/香港现代文学史与电影史类书籍，开阔眼界，提升自己的整体上对于研究对象的把握能力。最后，由于我的研究涉及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且侧重于存放在香港的内地无法看到的相关资料。鉴于我已经离开之前工作的香港中文大学，在上

7、海复旦大学专事博士后研究，往返两地从事学术研究不但有奔波劳顿之苦，更给我带来经济上的巨大难题。除了资料搜集之外，我的研究还要采访相关亲历者，进行口述史的撰写，这其中的学术花费也给我巨大的经济压力。因而，博士后研究基金的资助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它无疑解决了我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使得我能够购买和搜集甚为昂贵的海外和港台研究书籍与资料；前往香港高校图书馆以及香港电影资料馆搜集和复印资料；在沪港两地采访相关亲历者和学人；与相关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展开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