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文化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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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文化依托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文化依托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文化依托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文化依托id=“artibody”>　　〔摘要〕美国财产申报制度有其深层的文化依托：制度出台以道德观念自觉为先导，腐败现象陡增引发民众的廉政观念觉醒、学界的治腐理论反思、官方的道德规范反省，为制度出台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制度实施以心理认同为支撑，向公职人员提供的教育培训、权益保护、精细服务，为制度实施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制度升华以行为习惯养成为标志，对公职人员实行的财产报告审核、背景调查、社会监督，为行为习惯养成奠

2、定了深厚的道德基础，从而推动制度升华为文化。　　〔关键词〕财产申报制度，文化依托，道德观念，心理态度，行为习惯　　〔中图分类号〕D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1-0070-06　　〔收稿日期〕2013-11-08　　〔作者简介〕张深远（1968-），男，河南周口人，上海师范大学纪委办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上海预防职务违纪违法犯罪研究中心秘书，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反腐倡廉。　　张惠康（1963-），男，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纪委副书记、副研究员，上海预防职务违纪违法犯罪研究

3、中心副主任。　　财产申报制度的成效如何决定这一制度成功与否，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成效源于其文化依托。尽管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差异较大，但其财产申报制度的文化依托值得我们思考。深入考察美国财产申报制度，发现其文化依托是：制度出台以道德观念自觉为先导，制度实施以心理认同为支撑，制度升华以行为习惯养成为标志。　　一、制度出台以道德观念自觉为先导　　美国出台财产申报制度，是对腐败现象陡增的回应，其先导为道德观念自觉。　　二战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腐败现象持续增多。从国际局势来看，随着法西斯集团崩溃

4、即共同敌人消失，世界分裂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增大军事和外交投入成为对抗对峙的客观需求。然而，无论是军备竞赛、军事对抗等冷战，还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热战，以及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等巨额对外援助，均在开辟新的权力源泉和新的利益来源的同时，开拓着权力异化空间和私利谋取视阈。从美国国内来看，罗斯福新政开启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也打开了腐败多发的潘多拉盒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政采用的凯恩斯主义一直风行。随着经济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全面干预，政府的职能、规模、收支持续增加，权力寻租机会越来越多。此外，二战后兴起的

5、第三次科技革命也提高了腐败的科技含量。正是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科技等领域的腐蚀因素持续汇集发酵，导致腐败现象大幅度增加，诸多高官丑闻和腐败大案觞滥天下。诸如，参议院高级助手贝克受贿丑闻、众议员迪格斯回扣丑闻、总统助理艾德马斯受贿丑闻、副总统阿格纽受贿丑闻、水门事件、韩国门事件等。从60年代末到1974年，盗窃案增长12%，白领犯罪却增长313%。〔1〕（P91）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心从1966年的42%降到1976年的9%。〔2〕（P75）　　腐败现象持续增多，引发道德观念自觉。一是民众的廉政观念觉醒。逃离欧洲

6、政治迫害和宗教压迫的北美殖民者虽然担忧收买型腐败，却更害怕导致体制型腐败，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波里比阿、马基雅维利、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防治腐败思想情有独钟。开国以后，政府始终对体制型腐败保持警觉，将其治理“看作国家的首要政治问题”。直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工业国、最大一体化市场，对专制和奴役的担忧才逐渐消退，反腐重心随之转向收买型腐败治理。〔3〕（P39）无论重心如何转移，腐败治理总是呈现三位一体特色，即以民主化运动为动力之源、以政治改革为必由之路、以立法建制为根本之举。

7、诸如，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对经济腐败运动，推动各州宪法改革和系列反腐法规出台；50年代开始的文官改革运动，推动“建立文官制”的《彭德尔顿法》颁布；80年代开始的人民党运动、进步主义运动及20世纪初的丑闻报道运动，推动“扩大公民参与和直接选举”的联邦宪法改革和系列反腐法律颁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腐败对宪法秩序和民主社会的价值构成了一种威胁”，〔4〕（P3）在民权运动、黑人运动、新左派运动、学生造反运动、反传统的文化运动中，夹杂一种

8、强烈要求政治公开化、透明化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出台官员财产申报等阳光法案的呼声日益高涨。　　二是学界的治腐理论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对腐败问题的解释主要来自于泛泛而谈的道德论，即腐败是个人道德缺陷和价值观念冲突所带来的道德堕落所致〔5〕（P18）；学界既没有明确给出腐败定义，也没有深入分析腐败机理，甚至一度沸沸扬扬地谈论腐败正效应。随着二战后腐败现象持续增多，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