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传》与《长恨歌》的比较——兼及唐传奇与唐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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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长恨歌》的比较——兼及唐传奇与唐诗的关系《长恨歌传》与《长恨歌》的比较——兼及唐传奇与唐诗的关系《长恨歌传》与《长恨歌》的比较兼及唐传奇与唐诗的关系1.《长恨歌传》与史传的背离1.1”史”邪非邪?郑子成在唐传奇的研究当中,历来有这样一种看法:史传对唐传奇的影响相当深刻.一般来说,论者大都从唐传奇的命名,唐传奇里出现的某些真人真事,以及唐传奇结尾的评论等3个方面来证明.这种看法在《长恨歌传》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而卞孝萱的看法又特别具有代表性.在《唐传奇新探》一书中,据卞孝萱考证,白居易作《长恨歌》除了受到李,杨的传说感染外,还把自身的感情经历并人诗中,从而使全诗

3、具有了感伤的意味,因此,卞孝萱给《长恨歌》定调为“偏于感伤”.而对于《长恨歌传》,卞孝萱紧密结合唐朝历史,并根据中国的史学传统,唐朝重史的文化氛围,唐太宗提倡”以古(史)为镜”,宪宗不立皇后的史实以及陈鸿的知识背景等几个因素,得出一个结论:《长恨歌传》注重垂戒.两者比较的结果就是:两个文本最大的区别是由白居易的“文士之识”与陈鸿的”史识”所导致的.换句话来说,卞孝萱认为《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差别其实就是”诗”与“史”的差别引起的.不可否认,唐朝的思想氛围和陈鸿的知识背景中”史”的因素确实会影响到《长恨歌传》的特点,但是不是就像卞考萱认为的那样,《长恨歌》与《长

4、恨歌传》主要的区别就是”诗”与”史”的区别呢?那么我们现在不妨回归文本来看一下是否如此.卞孝萱认为出自《太平广记》卷四八六《杂传记三》的《长恨歌传》,即学界所说的”甲本”是陈鸿原文….卞孝萱在论证《长恨歌传》注重垂戒时,在文本方面最主要就是以《传》中一句话为论据:”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唐朝时,玄宗夺媳的事实是国史,实录都不敢言的,而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也替玄宗掩饰,以”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来描述杨贵妃的出身.而陈鸿在创作《长恨歌传》的时候则揭露了玄宗的丑事,言当时国史,实录所不敢言.这种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国史,实录不敢言,或者

5、说不能言”玄宗夺媳”这一事实,而《长恨歌传》却说出来了,正是因为《长恨歌传》是传奇,是在民间传播的,不具备史传的严肃性,也不像史书,实录的作者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所以,《长恨歌传》敢说出玄宗夺媳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了它与史书,实录的不同.再者,在现今传世的版本中,还有出自明刊《文苑英华》所附引的《丽情集》中的《长恨歌传》,学界称为”乙本”.在乙本中,”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句作”得弘农杨氏女”.对于这两个版本孰为原文,学界意见也存在分歧,如果后者是原文的话,那么卞孝萱所说的”敢于剥掉玄宗脸上的自欺欺人的脂粉”就不成立了.如果前者是原文,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6、得弘农杨氏女”一句当有所本,如果是后人改编,大可不必改得比原作隐晦,因为作品最终还是冠以陈鸿的名字,改编者不必负任何责任.何况从文风来说,后者的文风更加汪洋恣肆,描写更加淋漓尽致.因此,我有一个推测,《丽情集》中的《长恨歌传》是陈鸿的初稿,而卞孝萱所引的出自《太平广记》的《长恨歌传》,则是陈鸿在初稿流行一段时间后,觉得该文不足以”窒乱阶”而做出修改的.可是修改后的《长恨歌传》也还是没有达到”窒乱阶”的目的.因为即便是在卞孝萱所认同的”甲本”中,还有某些内容不可忽视,该文在描写受玄宗所托寻找贵妃的方士上天入地之后有这样的表述:”东极天海,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阙

7、,西厢下游洞户,东向,阖其门,署日’玉妃太真院’.”从”最高仙山”这样的字眼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陈鸿对杨贵妃的态度,而且”东向”就更能体现出杨贵妃地位的尊贵,陈鸿如果是真的抱着”窒乱阶,惩尤物”的心态,以批判,苛责的眼光去看待这段误国的爱情的话,他大可像后世一些文人一样,把杨贵妃上天后的情况写得凄苦不堪(后世甚至有人写杨贵妃死后是进了地狱的①),来达到他讽喻的目的.但陈鸿不仅没有那样做,还超越了《长恨歌》中为杨贵妃所设的环境,加上了”最高”这样明显带有褒义的字眼;而且,陈鸿笔下的贵妃形象比白居易笔下的少了几分柔媚,多了几分庄重.试看以下的描写:”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

8、佩红玉,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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