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箱”政策的支持结构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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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绿箱”政策的支持结构与效率根据《农业协议》，“绿箱”政策包括11项措施，即：1、政府一般性服务，包括：①农业科研，②病虫害控制，③培训，④推广咨询服务，⑤检验服务，⑥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⑦农业基础设施建设，⑧其他一般性服务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3、粮食援助补贴4、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收入稳定计划)5、收入保险计划6、自然灾害救济补贴7、农业生产者退休补贴8、农业资源储备补贴9、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10、农业环境保护补贴11、区域援助计划(扶贫支出)经详细研究，我们发现，绿箱政策根据其政策目标和经济学原则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三类：由图

2、２可见，1996-1998年间，与国际平均相比，中国“绿箱”支持结构有以下明显的特点：1、政府机构费用较高，而直接转移给农民的支付极少：3年中，中国政府一般性服务费用占总“绿箱”支出的%，这些费用都是由政府机构化费的，而同期国际平均仅占%；直接转移给农民的支付仅占%(主要是自然灾害救济)，而国际同期平均高达%。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太高：占总“绿箱”支出的%，而国际同期仅占%。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储备补贴并非是给农民的粮食储备补贴，而是全部补贴给国营粮食企业，用于弥补其经营不善导致的亏损。这部分亏损使中国“绿箱”产生巨大的漏洞，使原本非常稀缺

3、的“绿箱”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失。3、国内粮食援助支出过低：占仅“绿箱”总支出的%，而同期国际平均为%。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贫困人口是3000余万人，若将粮食援助的支出增加到国际平均%，即每年460亿元，则每位贫困人口每年将得到1500余元人民币，则全部3000余万人能在短期内实现温饱。4、“绿箱”支持结构中有许多空白：如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生产者收入稳定、收入保险，退休补贴等资源休闲、结构调整投资补贴计划等，中国无此类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而国际同期此类补贴比例占其“绿箱”总支出的25%以上。５、对照图１和图２可以看出，与国际平均数相比，中国政

4、府的国内农业支持政策明显地倾向于增加生产、促进增长和稳定供给、维护安全；但是对减少收入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却明显地关注不够，这我们用生产函数的方法，定量分析了各项支持措施对农业gdp增长、农民生产成本降低的作用，以便衡量“绿箱”政策中各项措施的效果。表1几种投入对农牧业产值的边际回报率(元/元2000年)农牧户物质投入农业科技投入农村教育投入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回报率由表1可以看出政府对农业科技每增加1元投入，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高达元，回报率最高；其次分别为农村教育投资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而农牧户自身每增加投入1元物质费用投入，农牧业

5、产值仅增加元。表2公共投资对农牧户物质投入(物质生产成本)的边际替代率(2000年，单位，元/元，绝对值)农业科技投放农村教育投入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边际替代率由表2可知，政府每增加1元农业科技投入，可减少农牧户元投入；政府每增加1元公共投入于农村教育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可分别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元和元。由此可见，政府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公共投入，尤其是增加农业科技和教育的投资，对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及降低农产品成本和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表1和表2，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分配政策的优先序应为：科技>教育>基础

6、设施。但由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所占比例，还是增长趋势，实际分配政策的优先序正好与理想的优先序颠倒。表3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分配比例与增速(1980-2000年)科技教育基础设施比例(%)年均增长(%)之所以出现上述优先序的倒置,可能主要是由于农业科技与教育投资收益的外部性和政府投资的激励机制所致:1.农业科技和教育投资收益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外溢现象:科研与教育的周期和产生效果的滞后期太长，应届政府的投资，到下几届政府当政时方能显出刺激增长的绩效。对本届政府来说,存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现象。2.农业科技和教育投资收益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外溢

7、现象:某地对农业科研投资产生的技术，往往能被许多其他地区推广使用，从而使大量收益外溢；受教育程度愈高的农牧民，外出打工的倾向性越明显，教育收益的外溢也愈显著。对本届政府来说,存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现象。3.由于农业科技和农村教育收益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外部性，使得应届和当地政府无法充分显示其投资政绩或享受其投资成果,从而抑制了政府投资的积极性,进而使得对农业科技和教育的长期投资比例和增长速度多偏低。4.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存在明显的外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周期一般仅为1年或稍长，完工后对当地和当期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外溢效果不明

8、显,收益较集中，政绩也很显著。故各地政府都热衷于大兴土木，长期投资比例和增长速度多较高。三.制度按排与“绿箱”措施的效率为了分析制度安排对“绿箱”支持措施效率的影响，我们以投资回报最高的农业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