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暴动到乡村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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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读书报告张立方在“革命史叙事”下，民主革命意识的滋生和增长成为对一切革命现象进行解读的注脚，作为个体的感受和抉择完全被冷冰冰的革命趋势和规律所掩盖。黄琨的《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在对1927-1929年中共创建乡村割据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探讨时，试图对农民与革命以及革命过程中的诸种现象进行重新的审视，以探究革命运行的内在逻辑与理路。本书根据大量原始档案，努力再现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深入农村，在农民中进行动员、组织，策划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实现革命道路转变的真实面貌。如何进入乡村进行动员和组织?是中共创建乡村割据道路

2、的逻辑起点。但与中共的乐观估计不同的是，许多农民并没有积极勇敢地起来参加革命。贫困并不是农民参加革命的理由，革命农民固然有一种物质利益的渴求，但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义准则仍在考虑之列，革命所面临的风险也常常使他们迈不出革命的脚步。只有当革命的口号与农民的“个体生存性感受”产生共振、并且革命的组织能够提供给农民他们所需要的安全感时，才能吸引农民起而加入。正是农民会从自身的生存性感受出发，各地的土地占有、赋税收取情况的差异会造成同类型的中共革命运动在各地有不同的遭遇，而革命所要打击的对象对农民革命队伍的形成和组合也有重大的影响。不仅对农民参加革命这一现象应该从个体的生存性感受进行还原，中共的

3、革命过程也应该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民众武装暴动”和“攻占城市”是中共暴动思维的核心组成部分，但一些地方党在暴动的实际准备和举行过程中，却没有按照这一思维进行。一些处于暴动一线的党不仅在做“军事投机”，在攻打城市的问题上，党内更是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坚持按预期计划举行的上级党部特派员常常在暴动一线的党内听到不同的声音。究其原因，生存感受上的不同导致了革命设计上的差异，忽视了这一点也就忽视了历史人物作为现实的人的特性。在革命道路的转变上，作为个体的感受和抉择更是突出地显现出来。中共中央和各地省委的指示中并没有提供在转变中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他是领导人个人式的决断。但在这些领导人决定走一

4、条与中央不同的革命道路时，他们并没有形成一种理论化的认识，甚至没有一种对未来的完整设计，只是为形势所迫，在生存感受下不得已的选择。不同的个体感受使他们的决断不尽一致，革命的具体走向在“个体生存性感受”中才能找到答案。中共在乡村深入的过程也同样需要从个体的感受中去观察。革命的价值判断体系尚未形成时，农民还是沿袭以前的价值判断，乡土人情和传统道德并没有被革命的话语和行为方式所替换，乡村原有的权力体系和运作方式就会在革命的外衣下得以延续。农民在中共的领导下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是他们支持中共的关键，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对割据乡村所构成的生存威胁以及中共政权与乡村利益之间所形成的紧密关联，也是探究

5、这一问题时所应考虑的因素。以往的关于革命根据地的著作多具有大记事的色彩，以时间为顺序，对重要的革命历史事件作平面的描述。这类著作无一例外的一种书写形式是，在引入当地的革命斗争时，先概略地介绍当地的政治经济形势，在说明马列主义在当地的传播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影响。由此而形成的一种逻辑是：农民在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残酷的军阀政治的统治下，生活日益困苦，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为他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唤醒了他们的革命意识。如果说，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残酷的军阀统治使农民的革命意识处在一种萌萼状态，那么马列主义就是那股使它发芽、开花的春风。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解释。中国共产党怎样在乡村深入的问题

6、上同样如此。通常只能见到对共产党具体活动和政策的论述，似乎在共产党正确的领导方针与农民的革命认同之间是一种必然的逻辑联系，而看不见由于误解或是不信任，农民的犹豫和挣扎。以往的革命史著作还存在着过分美化革命的现象，果然，革命是广大农民起来反抗残暴统治的正义行为，但由于农民的觉悟还很低，很多人存在自私自利的心态，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阴暗面。本书就提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如书中记述的红军和赤卫队乱打乱杀的过火行为；革命军进城以后失去控制，到处抢劫财物，最后一哄而散；面对敌人的进攻时，很多士兵不是反水，就是四散而逃。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那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7、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本书虽然指出了革命的阴暗面，似乎有损党的形象，但它恰恰向我们还原当时革命的本来面目，给我们展示了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场景。我们可以设想农民为追求物质利益可以不顾一切，但事实并不可能。道义、面子等价值判断与他们对物质利益的感受在革命运动的方向和内容上的结合异常突出。从革命的打击对象上可以看出，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由于在经济上